一个人若要进步，应该有自省、对所作所为应有反思；一个学科要健康发展，其从业者也应当有自省意识，能够时时反思自身的得失。然而不幸的是，一些学科的学者通常缺少这种意识，喜欢视自己为最了不起最不可或缺的学科（专业），或以己之长比（贬）人之短，既看不到其他学科的重要性，也不理解其实真理和常识内在相通，并不以学科为区别；这些大概来自于从业学者的骄傲与自负。

在思考社会学学科形象并反思社会学研究者之得失时，阅读相关思想家具有批判精神的反思之作是会有裨益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外，另一无法绕过的思想家及其论著就是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以毫不含蓄、平易流畅的笔触批评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自视过高，即哈耶克所指出的“致命的自负”。分析了其“圣化构想”和“自我圣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负面影响，乃至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一、专业学习获得知识但并不带来智慧

索维尔在开篇即指出：作为“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智力也可能会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他就此给出的例证是《资本论》和《正义论》）。智力固然重要，但“不足以涵盖才智”，索维尔认为，“才智还包括：在选择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时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智慧，则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它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 “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3）由上述界定我们不难理解，所谓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专业教育，比起普通人来通常不缺少智力，而问题在于缺少智慧。

知识分子被定义为“理念的处理者”，“这种处理并不是对理念的个人性运用”，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成果是作为产品的理念本身”这一点很重要，“那些具体理念的付诸实施则交由其他人来完成”。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而且这些理念的后果并非由其生产者承担（5）；理念不被问责、不受“任何来自外部的检验”，这种权/责的不对称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11） 既然有这等好事，作为知识分子功能核心的理念，也就成为“这种职业所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而事实上，知识分子既不比普通人掌握更丰富的知识，也不比他们更具智慧。

索维尔从智慧和知识分子及其功能的定义出发，告诉我们：一方面对理念的后果不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不坚守专业领域，而是将某一专业能力普遍化为智慧与美德；这是形成知识分子问题的两方面原因。

这种智识的僭越突出表现在对经济的理解上：“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或者即使只是拥有某一领域中重要知识的1%？”而拥有不到1%知识的人却要做“社会高级向导”，为人类活动指明方向，这岂不荒谬？正如罗伯特.巴特利所指出：“总的来说，市场要比其个体参与者中最聪明的人还要聪明。”例如：“苏联时期的中央计划者，有多于2400万种的价格要去确定，仅仅这一事实就能呈现出中央计划者所承担之任务的荒诞性”。（22-33）

“在知识分子对市场过程的许多批评中暗含着这一假设：市场过程是零和过程，其中一些人的收获必然意味着另一些人的损失。”（48）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做文章。“在市场交易和集体性决策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在市场中，人们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来获得报酬；……由第三方实施的集体决策，却允许第三方在自己这方面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偏好强加于他人身上，如此一来第三方就成了其他人经济命运的裁决者，但第三方对相应的后果却不负有任何责任。”“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一无所知，这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济零和观。”（70）这种零和观常常被不懂经济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接合，并用以攻击懂经济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二、“圣化构想”（自我圣化）与悲观构想

在从知识论角度批评了智识的僭越之后，索维尔用两个相对的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也是解析知识分子病症的核心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

所谓社会构想（social vision）是指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什么事情会引起什么后果的直觉感受。“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最核心的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一个社会构想，又是一个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构想。……知识分子还将自身视作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视为负有这种使命的人——要去领导社会其他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迈向更美好的生活。”（94）

圣化构想的核心理念是认定社会机制是人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要消除不幸就要改变这些社会机制，继而要求改变这些社会机制背后的理念。知识分子自视为完全有能力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拥有伟大的知识和洞察力，而且总是能够凭良心说话。由此可知，圣化构想既是对社会前景的构想也是对自身神圣性的构想（自我圣化）——而这正是哈耶克所阐释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和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简直是为社会学量身制作的——凭借构想改造社会和人性，消除社会弊端，构筑理想社会，将此理想作为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目标。社会学太想改造世界了，我们每每在社会学研究论文中看到对这样一句经典名言的引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第二个概念是“悲观构想”（the tragic vision）

之所以称构想为悲观是因其持有这样的看法：人类（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社会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方法，而这些不完善本身也是人类内在缺陷的产物。怀有“悲观构想”即意识到理性有限而人性有恶，世上本没有完美之物，人间也没有完善社会；只有相对而言比较不坏的存在，而追求较好的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不可以强制方式不计代价不惜成本地达到理想目标。    

由此，“悲观构想”将导致面对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时的保守主义价值观，遵循法律，敬重传统，保持谦逊和谨慎的态度，避免狂妄和僭越之举。

一边是理想主义完美主义闪闪发光的高尚情怀，另一边是心怀忧患瞻前顾后的审慎低调；于是，圣化构想者视自己为“富于关怀和同情的人，支持世界和平的人，反对压迫的抵抗者”而当之无愧地占据了道德制高点。（94-98）

“圣化构想”为何是虚妄之想？索维尔首先分析了它是没有论据的论点：社会科学研究本来最强调实证，即立论、假设、结论须依据经验证据，然而一些持“圣化构想”的学者却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方法论，利用“辞令技巧”来逃避结构化的论证，并且声称与其相反的观点都“过于简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辩论技巧，然而它在逻辑上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个辩论技巧为知识分子预先抢占了一个高地而不用给出任何实质性理由。”……而实际上，“对任何问题的任何答案都被说成是看似‘过分简单’的，因为只要把问题范围扩大到无法回答的程度，就可以嘲笑当前的回答还不够充分。……更大、更全面的问题，替代了更现实、更具经验性的问题。”（98-101）

反驳“过分简单”论，只须指出：简单并不等于错误，常识和真理都是简明清晰、而不应是含混缠绕的。结论与判断是否成立，不在于是简单还是复杂，而在于是否建立在事实证据基础上，是否论证充分、合乎逻辑。

除了以不加论证的构想推出观点并故弄玄虚，圣化构想的一个核心主题是“贫富差距”，这也是其道德优越感的来源。在审视知识分子对某些促使穷人境况得以改善的事物的反应时，索维尔选取了印度和中国脱贫的案例，说明“在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方面的这些激动人心的增长以及其他一些改善，从根本上来讲，是以更多财富的生产为基础的，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创造财富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引述了雷蒙阿隆的说法：“不采用左派所支持的方式，而达到了左派在表面上所宣称的目标，实际上反倒会激起左派的憎恨……因为这些成就是通过抛弃左派所长期支持的经济政策而取得的。”（123-126）这一点非常有趣，左派知识分子长期专注在分蛋糕上，而对做大蛋糕不屑一顾；一旦因财富的增加而使人民普遍受惠时，他们反而会气急败坏。在此索维尔与雷蒙.阿隆二人可谓同道，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些左派的伪善与自私，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并非其真正目标，而只是道德标榜而已。

在对待弱者或底层的态度上，索维尔犀利地指出：“人们应去区分如下情况：是否知识阶层所表达的对于不幸者的福利的关注，真的主要代表了对这些不幸者的关注？还是知识阶层只是将不幸者作为批判社会的手段，或是寻求自身的社会、政治或道德权威的方法之一？（123）

问题出在哪里？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建立在特定原则的基础之上 ——逻辑原则、证据原则，也可能是道德价值原则或是社会关怀原则。然而，在这种职业的激励和约束下，知识分子的工作实际上却不一定会如此。态度，而不是原则，在引导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发挥着更大更多的影响。”

平均主义观念源自于“知识分子关于世界的错误信念并非随机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的错误理解或错误塑造，促进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社会’的整体构想的形成，这一问题社会亟须政治干预以实现知识分子中的流行构想。知识分子关于全社会的全面声明的基础之一，就是把人们想象成抽象的人，不具有明确的、具体的特征，而那些特征却是生活于真实世界中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必然会有的特征。抽象人的首要特征就是均等，尽管活生生的人绝不会存在任何这样的均等条件或理想情况。收入、权力、声望、健康和其他事情上的不平等，知识分子运用抽象概念的非凡技巧，并不能够取消抽象概念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区别。那种技巧也不能保证，在那些抽象概念中真实正确的内容必然会在现实中也真实正确。因此，知识分子就更不应该将他们关于这些抽象概念的先进构想，凌驾于其他人在真实世界中完全不同的直接经验之上。这所有做法之中所隐含的假设就是：人们的抽象潜能既然已经被推定为是各自相同的，但个体或群体在经验能力方面却仍然存在差别，这就肯定表明是哪里出了错。”（132-138）

上述分析表明，“圣化构想”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缺少论据和论证过程的论点，通过均贫拉平差距，以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基础构想出一个“有严重缺陷”必须用“政治干预”加以改变的社会。社会科学本是最应遵循逻辑原则、证据原则、科学方法的学科，本应最能避免这种偏离和倒置的，然而却因态度胜于原则、立场先于事实而形成了意识形态迷障。

三、“圣化构想”是如何实现的

在本书第五章，索维尔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媒体与学术界中的可选择现实”来实现其圣化构想。

“有意或无意地，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通过此种手法来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筛除掉那些与他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正好相反的信息。”以维护圣化构想为研究和报道的目的，必然采取本末倒置的手段。索维尔列出一些媒体和学术界知识分子常用的手段：

1、筛选现实：

选择性样本：例如，“在1983年美国经济正在从衰退中复原、50个州中有45个州的失业人数开始下降时，ABC新闻却偏偏选择那5个失业人数没有下降的州来写新闻报道，说道：那里的失业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好像这几个州仅仅是普遍情形中最坏的例子似的，而事实上这几个州却只是特殊情况。”

美化与丑化：例如，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台，汤姆.布罗考说道，那些无家可归者就是“你所认识的人”。在荧幕上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晚间新闻中播报的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只有6%为男性同性恋者，但在真实生活中这一数据为58%。

隐瞒事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隐瞒事实的案例，就是对于苏联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制造的饥荒这一事件的报道，在这次事件中，有数百万人丧生。再如，有数据显示，自1994年以来，美国黑人已婚夫妇中的贫困率每年都保持为个位数字的百分比，这样低的比例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媒体的多少关注。准确地说是对这一观点的考虑：是否黑人中的高贫困率，反映了更大社会范围内的种族主义？

虚构人物：经过筛选的、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不仅能够创造虚构的事实，而且能够创造虚构的人物。这在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之下是极为明显的，但是一些极为相似的事情也能发生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并且不需要任何的官方宣传机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拥有一个热衷于以特别方式看待世界的知识阶层。如对胡佛总统和托马斯大法官的公众形象塑造。

言辞净化：过滤词汇也能过滤事实。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同样的事情，直到新词汇在媒体上取代了旧词汇。于是“懒鬼”被替换为“无家可归者”，“沼泽”被替换为“湿地”，“妓女”被替换为“性工作者”，以这些为例，其他还有很多，用“自由主义者”替代“进步主义者”。

“我们没有人是客观的”时常作为说词和借口，为缺少证明的构想背书，成为可以不真实、不客观的理由。索维尔指出，学术研究“这一活动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使用了可以获得真相的方法，而不是用来支持某个人信念的方法。与认为科学家完全客观的观点正好相反的是，科学的方法已经演进到将相互竞争的信念置于事实检验之下，这就等于承认了：依赖科学家个人的客观和公正会是多么的不明智。一个科学家，如果他过滤掉与他所偏好之癌症理论相反的事实，他将会名誉扫地并且再无人去信任他。与此相同，一个工程师在建造桥梁时如果过滤了特定事实，结果造成桥梁坍塌甚至伤到了人，他就会被起诉为渎职罪。但是那些被比喻为‘社会工程师’的知识分子如果过滤掉他们已知的事实，最终导致了社会灾难的话，他们却不用面对这些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责任。——天下竟有此等道理？难怪一些知识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

2、主观的真理：

说完现实，还得说说真理。索维尔认为，“真理，是经验的事实或者不可抗拒的逻辑，它是教条的敌人。知识分子对真理不予置信，认为存在‘你的真理’或‘我的真理’——如果真理是主观性的，那么它的全部目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可以说，真理是客观的，否则便无真理。而“在许多知识分子的感觉里他们自身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都依赖于这一种构想，将真理视作主观性是必须付出的很小代价。这个看似滴水不漏的观念，即所有实在都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只具有表面上的正确性，它忽视了检验那些建构之物的各种确认程序。许多被说成是社会性建构而成的社会事实，实际上却是历经数代人社会性地演进而成、并在经验中被社会性地证实有效的。”

为说明真理的客观性，索维尔举出一个极为浅显的例子：“你所看到的一头狮子在笼子里的具体图像，可能是你大脑中的建构；但是进入那个笼子的举动，将迅速并灾难性地向你表明，那个图像是真实的、是超越于你大脑所能控制的存在。”

3、惹人羡慕者与引人注目者

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来自于“自我圣化”带来的人群的关注和羡慕。“许多知识分子有如此强烈的偏见——认为他们自己的特殊知识胜过其他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平均特殊知识，这致使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知识分子的世俗知识甚至达不到那些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全部世俗知识的十分之一。”然而否认这一事实的知识分子却将被众人肯定和羡慕当成追求的目标。

“招人妒忌的道德维度，看来也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机会——有时是高出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整个社会——被热切地攫取。”（143-183）

如此一来，这些“知识精英”通过话语的表达并不是真的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而只是为了引人注目、惹人羡慕，因而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标新立异就变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只要与众不同，不管是否背离常识常理、不管是否逻辑自洽。这种现象在学界和媒体中都屡见不鲜。

四、“圣化构想”导致了什么后果

    在第六章到第八章，索维尔讨论了知识分子与法律和知识分子与战争的问题，旨在经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呈现“圣化构想”在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各层面的影响。

“法律是众多相冲突的思想意识形态相互交锋的竞技场之一。如同自由市场经济为知识分子的构想所扮演的角色予以严格的限制一样，对法治的坚守，尤其是对宪法的坚守，也给知识分子的构想所要扮演的角色设置了限制。” 索维尔指出，宪法法律作为国家制度规则原本可以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和机构设置行为规范，但这一领域内的知识分子却可能通过诸如改变法律、诉诸司法能动主义、重新诠释法律、降低财产权利的地位、假定的“犯罪根源”——认为“贫穷和机会方面受到限制”而导致犯罪等等，将建立在“构想”之上的“理论转变为法律”，即将自己的信念凌驾于法律之上，却对此后果和巨大成本不负责任。

在有关战争的讨论中，索维尔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及越战、伊战等实际过程，清楚地展示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可谓是知识分子“圣化构想”的最典型表达。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像所有人一样，普遍喜欢和平、厌恶战争。然而，正如第四章已经提到过的，在如何阻止战争的观念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差异，而且与知识分子关于如何阻止犯罪的观念一样，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与把军事实力看作威慑力量之关键的悲观构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知识分子的构想长久以来都是主张通过国际谈判以及裁军协议去避免战争。

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很容易去抽象地设想战争，表达一般性的战争观念。而无论知识分子关于一般战争的观念是什么，实际上并不存在一般的战争。“实实在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在具体的时刻应对具体的战争，或者如何应对具体的战争威胁？”抽象构想使得“知识分子有时成为具体战争的铁杆拥护者，有时又成为其他战争的强烈反对者。也很容易发现战争所独有的激动人心之处、所带来的社会整合感，以及发现国家目标所具有的正向价值。在将战争设想为美好事物的同时，战争毁灭人类的代价逐渐退出了人们的思考之列。战后人们对于战争恐怖的普遍的强烈反应，又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对战争完全不同的观点，由此形成了知识分子中广泛的和平主义潮流。”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圣化构想是这样一种构想：知识分子和道德精英作为代理的决策制定者，强加给社会一个凌驾于一切的普遍目标，并以此来代替社会大众彼此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个体性目标，也代替了个人的决定。”（241-242）

以一战和二战为例：“在将英国和美国带入到这样一个绝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十多年里，坚定地为绥靖 主义和反对国家防御的努力摇旗呐喊。无论在致使民主国家内部的军事力量虚弱方面，还是在制造民主国家政治上犹豫不决的氛围方面，知识分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知识界战前在绥靖主义的道德装扮中自我放纵，极力反对军事战争的做法，到了战时的代价就是：让国家承受了生命和财富的双重损失。假如希特勒和他的联盟那时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人类将会承受不可估量的长期损失。对历史的忽视也会让我们忘记，最初将西方民主国家带入这样一种危险境地的，正是这些观念和态度，以及它们潜滋暗长的力量。”（280-281）

在战争问题上追求激动人心的解决方案，一如知识分子的一贯做法，而前后完全反转、自抽耳光的主张也不时发生。“不管是作为预防性战争的倡导者还是作为战前和战后的极端和平主义者，伯特兰.罗素都是在寻求彻底的、激动人心的‘解决方案’。尽管罗素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具体解决方案都很不寻常，但在知识分子当中，以某种激动人心的解决方案来设想世界，然后又将他们的完全反转的立场当作那些解决方案可能会是的具体方式，这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的知识分子中都是如此。（289-291）

无论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观点如何改变，他们都没有改变将自己作为比大众高明的“社会大众向导”的信念。他们的政策主张无论被事实证明是多么不当甚至荒诞，他们都不会反思更不承担错误的责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超级智慧和美德极为自信，并自认为应当引导大众、影响国家政策。很明显，他们互不融贯的立场中至少有一个必然是错误的，这种情形正如明智的老话所说的：经常犯错却从不怀疑。”

这种自负堪称“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例如，一些“和平主义者”完全错误地并没有把其他国家当作潜在的敌人，而是将“战争本身”当作了敌人，同时也把战争武器和那些制造这些武器的人当作了敌人。（258） 他们认为只要“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就不会有其他国家想对我们开战”。（265） 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自己爱好和平并以“裁军”政策表达善意，其他国家或集团就同样会消泯仇恨、放弃侵略。这近乎是蠢猪式的反战逻辑，完全不顾及历史与现实，不顾这世界上存在真正的战争罪犯。和平自是人人所欲，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也是多数民意，但上述“和平主义”却是典型的“圣化构想”。须知，在希特勒和各种各样的特勒面前，“和平主义”构想下的“道德裁军”就是不堪一击的纸墙。试想，一边裁军忙，一边耍流氓；一边盲目乐观地歌颂和平，一边处心积虑地准备侵略；结果将是何等的灾难。这种害人害己害国家的“圣化构想”已经被从反面多次证实了。

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言：“怯懦的文明世界发现，除了不断让步和赔上笑脸之外，没有什么能够用来抵挡一个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

在当今世界，重温和思考“知识分子与战争”有着特别的意义和启发。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及之后的局部战争告诉人们，面对战争狂人和专制国家的流氓行为，任何一厢情愿的“和平构想”都只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在最后一章（第九章）“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索维尔从“激励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影响”、“知识分子的业绩”等方面概括全书，强调了他的观点。他首先引用保罗.约翰逊的话：“对历史的研究，是一种针对当代傲慢的强力解毒剂。这样去研究历史才能算得上谦恭：去发现我们曾经有过多少信口开河的预设，那些预设在我们眼里显得既新奇又貌似正确；它们也曾被反复检验过，但在无数伪装之下它们得以存续；直到人们付出极大代价之后，最终才发现这些预设是完全错误的。”

索维尔强调，对于以话语生产理念的知识分子的判断，要不信其言，只观其行及其后果。“为了理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去理解他们所宣称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并非去理解他们可能真心认为自己正在做的行为，而是要去理解知识分子们事实上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333）

索维尔概括了特别值得警醒和自省的知识分子的几个特点：

一是自视睿智和全知，不负责任地跨界发言：相对于专业学者他们更愿意成为明星（今日之网红？）

知识分子很少能真正意识到，“作为专职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并不比普通民众更睿智或更愚蠢，更善良或更邪恶，他们与大众同样是平均水平的存在，但问题出在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在思维和观念方面的卓越，总想高人一等，指点江山，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无论是在学术世界之中还是在学术世界之外，他们作为个体来说也都可以选择去跨越他们的能力边界、对一系列的广泛问题妄加评论。”

“客气点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对他们各自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和事件进行评价时，并不总是展现出智力标准。知识分子自身对于智力标准的违背，反倒一再显示出‘intellectual’一词的名词性义项和形容词性义项之间的区别，而这正好是他们想要混淆的。以下这些明显不合逻辑的案例都有违智力标准：将个案视为趋势（例如认为资本主义把工人变得更穷，好像他们之前倒更富裕似的），……知识分子对智力标准的一种最常见的违背就是：给不同的观点扣上某种情绪性帽子，如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排外情绪等等帽子，而不是去理性地回应别人的论点。”

二是制造需求，自我圣化：

由于“知识分子与其他高度心智职业人士在行为上的差别，与知识分子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其角色的供应和需求有着重大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促进了普遍社会氛围的形成，而正是在这种普遍氛围之下，对全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得以制定。”

然而这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由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对于终端产品为理念的知识分子来讲，社会却很少会对其产品有这种自发性需求。对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既不重要也不显著，除非他们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显著的角色来。”（336-339）

“民意测验一再显示，在意识形态上，人文学科中的社会学家和学者们，比起工程师或科学家来说，会更为经常地成为自由主义者或政治左派。”

索维尔指出，社会中的这一小部分人，是如此的虚荣与自负。但却要将整个社会都置于他们的虚荣与自负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之下。

三是教育机构和媒体成为“圣化构想”的生产基地，而生存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是最骄傲、自大、最缺少自我约束的。

“教育和媒体，是传播圣化构想的两大机制。知识分子关于世界所是为何、世界应当为何的构想，依然是一种支配性的观点。这样一种指导和管理别人、约束别人的决定权的预设，并非从国王们的神圣权力时代就开始存在，这种权力预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权力的扩大。” 而真正要命的是，“圣化构想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的构想，它也是圣化者自我恭维式的构想，因此也就成为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放弃的构想。圣化者的轻率假设和抱负，仍然被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广泛地当作意识形态，而不是将其当作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放纵。”（345）

“对学术知识分子和非学术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理念或地位的确证，并不必须依赖于对他们所说之事的验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需要负责任的；而不需要负责任，也就意味着对缺乏责任的行动没有任何约束。”（347）

索维尔言辞尖锐地提问，左派知识分子为何从来不思考一下：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反掉了次坏的专制独裁统治，却导向更坏的更全面的极权专制统治？他们有什么因素是内在相通的？他认为：全方位、全覆盖、没有空白的计划、规划、设计、建构和掌控的“构想”，就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促使人们思考，这种总体性观念是否即为总体性社会的思想基础？

正如前文引用保罗.约翰逊所言：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和真正理解，“是一种针对当代傲慢的强力解毒剂”。《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即是精英自恋的醒脑良药，致命自负的免疫配方。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剖析了知识分子的一项特权：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却不为其愚蠢观念的后果负责而且其声望还丝毫无损。脱离现实的“主义”，人为设计的“社会工程”，不坚守专业领域的“标新立异”，尤其是迷恋追求独断专行的权力，是造成知识分子自身悲剧乃至更大社会灾难的原因。索维尔告诉我们，避免“圣化构想”和“自我圣化”，需要知识分子对世界保持谦卑与敬畏，真正的智慧需要道德责任的制约。

须知：经验现实比抽象理论重要；逻辑清楚比论证复杂重要；常识良知比知识渊博重要。知无知，方能有知；有敬畏，才是智者。

2022年4月14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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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看社会
2022-04-14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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