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日，历经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几经周折之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然而，这位一年多前仍与欧洲政要谈笑风生，而几位弟子也早已就职于北美名校的犹太逃亡者却发现，自己在这异域不仅不为人知，甚至要觅得一份满足温饱的体面生计也希望渺茫。从1940年到1945年，从西海岸辗转到东海岸，最终方在纽约大学（当时该校还算不上一流大学）获得了一个非正式的“访问教授”资格。落寞之余，这位客居他乡的老人一方面开始学习语言、积极融入新世界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开始提笔回忆自己在欧洲的峥嵘岁月。待其去世五年之后，这本回忆录的英文和德文版同时付梓。这位老人，就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这本书，就是《米塞斯回忆录》。

《米塞斯回忆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的伦姆堡，贵族、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语地区，同时贴上这两个标签就几乎注定了此人一生将命运多舛。1900年米塞斯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间他阅读了奥地利学派奠基者门格尔（Carl Menger）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经济学。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米塞斯积极参与门格尔的杰出弟子、曾三度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所组织的研讨班，并成为主要参与者。1909年，米塞斯开始进入维也纳商会工作，直到1934年为止。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货币与信用理论》（德文版原书名为《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该书奠定了他作为现代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的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是米塞斯影响最大的时期。在学术工作方面，由于对货币问题的深刻洞见和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精准预测，米塞斯声名远播，甚至连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也不远千里飞往维也纳参加米塞斯组织的私人研讨班；在社会工作方面，米塞斯则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二是尽可能遏止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然而即便如此，身处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米塞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圈外人：在学界，维也纳大学对他关闭了大门，他只能作为一名无薪讲师（后来升级成没有薪水的编外副教授）授课；在政界，作为时常为政要提供建议的非正式顾问，米塞斯的正式身份其实仅仅是商会书记办公室的一名小职员而已。1934年，意识到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的米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职，离开了生活将近四十年的维也纳。1938年，纳粹军队进驻维也纳的当晚，米塞斯的住所就被查抄。等到法国沦陷后，米塞斯终于同意了他妻子的建议，移民美国。

如本文开篇所述，米塞斯到达美国的初期经历了一段阴郁的低潮期。一个年近六十的老者，失去了一切，还要依靠自己的学生和朋友接济度日，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致命的打击。然而米塞斯却并未放弃，大约从1943年开始，在他身边又开始重新聚集起一批新的学生、好友和仰慕者，同时纽约大学和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两份工作也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米塞斯重振旗鼓，将维也纳的私人讨论班传统带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地下室，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带到了美国。1969年，在米塞斯年届八十八岁时，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米塞斯“荣誉会员”的称号，但也仅此而已。对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来说，米塞斯仍然是局外人。聚集在他周围、受到他思想吸引的，大多不属于学术圈，而是商人、律师、医生或者其他领域的人士。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米塞斯。

如何评价米塞斯，学界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在奥地利学派学者心目中，米塞斯是“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无论怎样强调他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好友兼同事，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将米塞斯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领域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之深刻广博，“甚至连亚当•斯密也难望其项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大思想家”。而在奥教分子——特指那些丝毫不理解经济学，却热衷于意识形态、立场斗争的奥派粉丝——眼中，米塞斯更像是上帝一般的存在，社会科学理论到米塞斯这里就达到了完满，“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是当下人类智识水平不可逾越的巅峰，任何对米塞斯理论的质疑都是异教徒恶毒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在主流学界，米塞斯依然默默无闻，甚至还有些声誉不佳。大多数正统的思想史教材中，根本寻不见米塞斯的身影；一些经济学专业人士也仅仅是知道有这个名字而已；即便偶有少数教材提及米塞斯，说得最多的不过就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而且基本上沿袭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 Blaug）的观点，认为在这场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论战中，米塞斯是输家。尽管该论断全然罔顾中央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后期全面衰退的事实。

公允地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米塞斯的贡献至少有三。一是他在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理论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一套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补完了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缺失的一章，将货币纳入庞巴维克的“生产过程理论”中，并追随维克塞尔的脚步，解释看似中性的货币为何会产生非中性的效果。米塞斯第一次运用效用理论来证明货币的本质，阐述企业的投资决策、银行的信用扩张以及政府的货币政策等诸因素如何会导致社会系统性的经济波动，从而为宏观层面的商业周期理论建立起微观基础。二是坚持以动态方法来处理现实世界的经济事态，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理解竞争性市场。在米塞斯看来，竞争性市场的本质是每一位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之下，如何有意识地去发现“盈利机会”的过程。所以米塞斯反对新古典的静态均衡概念，认为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资源最有效配置，只存在某种短暂的“休憩状态”（state of rest）——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交换来改善自身的境况。计划经济计算正是因为试图以一种机械的最优化方式来配置资源才注定失败。而“价格机制”、“企业家精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市场规则并不等同于市场本身，它们只是行为人赖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工具。三是米塞斯最早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博弈的思想。米塞斯在解释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时明确指出，凭借市场价格传递出的信号，能够让行为人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也考虑到他人的决策，从而实现人与人交往行为的自发协调。二十年后，他的学生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和“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一起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正式将博弈理论引入经济学。

时至今日，上述贡献早已被当前经济理论所吸纳，无论主流学者是否意识到这些思想其实最早都是由米塞斯所提出的。

撇开特殊的时代因素不论，米塞斯这种被主流学界拒斥的境况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性格，米塞斯通常给人一种刻板、严苛和教条的印象。韦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笔下的米塞斯就是一副挑衅式的形象，“米塞斯鼻子长，性格自恋，难打交道，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直到晚年也没弄明白为何当年在“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上米塞斯要怒斥他是“社会主义者”；连米塞斯的嫡传弟子有时候也要战战兢兢，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会导致米塞斯大发雷霆，甚至好几年都不再和他们说话。

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主流经济学界对米塞斯著作中那种异样的执着心生厌恶，“他的充满感情的风格并不为支持经济学学科的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方法的许多经济学家所喜欢”。所以布劳格毫不讳言米塞斯“后期关于经济科学基础的作品”是“如此古怪和奇特，以致我们怀疑是否有人已经认真地对待过它们”。简而言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眼中，米塞斯的经济学完全不符合当今的学术标准。

米塞斯著《货币与信用理论》。

如果我们不了解米塞斯思想的背景，就永远无法理解他同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而《米塞斯回忆录》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部回忆录中，米塞斯极少谈及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是尽可能地向世人展示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能够通过米塞斯自己的剖析来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世界：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诗。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绝境，面对那种处境，理性的深思熟虑完全无济于事；可是接着，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救赎随之降临。甚至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述说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整部回忆录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透过这段内心独白，我们仿佛能触摸米塞斯潜藏于倔强外表下的脆弱灵魂，感受到他为何要以一种近乎殉道者的方式去思考、去战斗。

有些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遗忘米塞斯，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放逐：米塞斯似乎完全无视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这样的评价并不能说有失公允，但只是道出了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米塞斯一直在拒绝二战以后经济学研究的转向，“对运用数学方法工具的珍视远甚于对概念清晰度与深度的关心，对经验的可预期能力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对政府积极的、用心良苦的经济管制政策可靠性的强调要远重于对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的规律的强调”。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相应地，知识生产也从曾经的手工作坊模式变革为工厂流水线模式。这种转变的优势无需多言，但也会存在弊病。最大的弊病莫过于其消弭了个性化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知识异质性：当今世界各著名学府中“标准化的”学术生产线，活生生地将大批潜在的天才头脑逼成了工匠木脑。

按照当前标准化的学术考核程式，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必须能够学以致用、关注现实；倘若无法致用，也要能够方法上有所创新；如果连方法创新也不可得，那么就在形式上搞搞创意，博取眼球。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光怪陆离的发展。应用学科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优势，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要学学道士下山，小则可为顾问，大则可成国师。而躲在象牙塔中的少数派孜孜于搜罗各类自然科学“新方法”，从早期的数学、经典物理学和生物学，到热力学、量子力学和脑科学，乃至活体实验、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也悉数收录，以期理论上有所突破，却完全无视数学、物理学背后的抽象逻辑，更罔顾自然世界法则和人类社会规则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最不济的，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也可以走网红道路，做明星学术：比如我不说“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是讨论“为何毒贩子要和老妈住一块”；我不关注“需求和偏好”，而是关注“失足妇女如何对不同人种的嫖客定价”；或者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证明大众常识（common sense）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错的——尽管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证明专家错得更多、更离谱。

这样的趋势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强调纯粹且普世之真理”转移到了“单纯描述现象”。曾经的李约瑟之问还要深究东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而今学者则沉迷于描述气候影响了社会制度、红薯减少了农民起义、土豆促进了人口增长……并且认为前者这类定性分析意义模糊、缺少证明，是不“科学的”；后者量化分析更为精确，有数据，有规范计算，所以是“科学的”。

然而这是错的。强调诸多外在因素的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曾经的“地理决定论”的升级版。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形形色色外在因素摆布下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有何区别，人和棋盘上的棋子又有何区别？更何况按此推论，适应能力超级无敌的“小强”岂不是早就应该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淘汰人类了？

米塞斯与哈耶克。

只注重可量化的现象描述，让经济学在充斥着无比复杂的数学公式、图表和计量分析的同时反而变得浅薄。世人哪怕再无知，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停止西进是因为基督徒的国王娶了穆斯林妻子；而大饥荒起始于革命后代谋求晋升机会，终止于个人生理健康原因——体质差的人都死光了；至于从河流支线的数量来估摸城镇数量这类把戏，数百年前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在数伦敦城烟囱的时候就玩过了——他用烟囱的数量来估计伦敦的城市人口数量。

用米塞斯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经济学家的最低标准就是必须能够辨别种种谬误，并给予决定性的反驳”。所以无论世界学术潮流如何变化，个人生活如何波折，在他商会的办公室，在街边的咖啡馆，在阴冷潮湿的曼哈顿地下室，米塞斯始终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当四周无人愿倾听时，他默默地将之记录在回忆中：你愿意为真理——即便是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付出多大的代价？

米塞斯尽其一生，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知识分子”，不是价值判断，更非道德评价，仅仅是说知识分子唯一的职责，就是追寻世间万物背后的恒常，并将它们言明。

所以，米塞斯对人类思想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他那一套至今仍然被主流学界所排斥的方法论原则。

米塞斯的方法论又被称为“极端先验论”，因为他主张经济学乃至关乎人类行动的知识整体，具有先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哈耶克也无法赞同米塞斯的立场。但是对米塞斯来说，一切又是如此的清晰：人之所以能超越生物意义上的人类，仅仅在于人能够思想，并将思想付诸行动；而从思想到行动的一切环节皆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人类心智所能会通的只有一种逻辑，同时也只有一种为人类共同理解的人的行动方式”；逻辑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方式，“逻辑借着我们影响世界，或者世界借着逻辑影响我们”；所以，逻辑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这里的游戏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生来就在这个游戏之中，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参与下去”，“逻辑充塞世界、现实，以及生命”；在此意义上，有关人类行动的科学的责任，就在于审查个人所要达成的目的与其采取的手段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这种逻辑一致性先于任何的经验范畴。

米塞斯的这一方法论原则本质上是休谟法则（Hume’s law）和现代逻辑的混同，而非单纯的“新康德主义”。根据休谟法则，“实然”推不出“应然”，我们观察太阳从东方升起亿万次，也无法百分百断言从今以后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仅仅依赖经验资料和数据分析，我们无法获得可普遍化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变而来，经由莱布尼茨、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一直到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发展成熟的现代逻辑，则规定了人类思维的一般形式，凭借此，我们能够跨过各种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以及意义世界的阻隔，直接言说人类社会千变万化的表象背后一般性的东西。

所以，和古典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以及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一样，米塞斯强调经济理论必须建立在能够为理性存在者所公认的一般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获得特定结论随意设定的假设之上。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体系中，该一般事实被简化为一条公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皆有目的，并且为了达成目的而去行动。

如果确立的一般性事实没有错误，由此所作的命题推导也没有错误，那么得到结论必然在逻辑意义上为真。此时经验材料的作用，只是辅助我们认识一般性事实及其结论：如果经验数据与理论相符，只是示例性地表明，该理论在特定经验范畴中得到了验证；反过来，如果理论与经验不相符，我们也不能断定理论发生了错误，除非我们能够证伪该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所以星相学家观测星空千万年，也不能归纳出“日心说”；苹果自古以来都从树上掉落，却只有牛顿道出了“万有引力”；引力波实验失败了六十载，却不能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

只有分析性的事实，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能为理性存在者所能接受的事实。就此而论，虽然米塞斯的经济学一直不使用数学公式、否定实证方法，但是却比那些标榜运用“科学方法”的主流经济学更接近科学。而那些以学科规范为名、坚持僵化的主流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类似于把“老祖宗的东西丢不得”挂在嘴边的教条主义者。至于那些遗忘了休谟法则、背离了现代逻辑的所谓实证量化分析，反而让经济学与科学渐行渐远。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米塞斯都是一个老古董，老到只有在斯宾诺莎磨着镜片的那份坚毅和执着中才能寻见。然而纵观古今，他们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基因，因为正是他们在告诫我们：知识分子不是神棍——故弄玄虚预测未来；知识分子不是跳梁小丑——标新立异所谓创新；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追寻繁杂世界背后不变的真义，并竭尽所能示之于大众。米塞斯用一生为代价做到了这一点，自始至终，他都坚信，在这个时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存续——

经济知识本身，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它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也是最近这几个世纪中一切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所取得之成就的基础。由经济知识所提供给人们的这一丰富宝藏，是获得妥善利用还是被弃之不用，取决于人类自身。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善加利用，而且轻视其学说和警告，他们也无法消灭经济学；将会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自身。

（本文载2016年8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米塞斯：做一位正确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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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1 10: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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