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西汉帝国朝堂上举行了一次经济会议，讨论有关盐铁官营问题。但这次会议所针对的问题实质却超越了关于盐铁专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怎样合理运作的高度。
两千一百多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这样话题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这次会议上，统管西汉帝国财政四十余年的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桑弘羊，面对那些坐谈立议、空谈道德的贤良文学们“与民争利”的指责，没有做正面回答，反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桑弘羊三问”。其会议的内容被编成一本中国古代经济学奇书《盐铁论》。
那么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其会议主题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的前前后后具有怎样的意义？关于由此引发的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学说，又是怎样被后世在全球范围广泛讨论的呢？
一，文景之治：
若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必须先提改革之前的文景之治。
汉帝国建立之初，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通过多年战乱、饥荒之苦，国家内部民生凋敝、财政拮据。皇帝的车辇连同样颜色的四匹马都配不齐，大臣都是乘牛车上朝，民间更是饿殍遍野、人相竟食。
外部强大的匈奴一直就是悬在华夏民族头上的一把利剑，横行肆虐，边境不安。在秦汉更替这段战乱期间，匈奴复夺了河套地区，正是其极盛时期。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跨葱岭。面积达600万平方公里。其国土之大、兵力之盛，远胜汉朝。
汉高祖刘邦当然知道匈奴对汉朝在战略威胁上的举足轻重。因此，克服一切困难，首先考虑解决匈奴问题。亲率四十万精兵强将北伐，却被强大的匈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七天七夜毫无脱身的办法。最后还是通过大和谈背景下的一些小手段，才得以脱身。
汉帝国无力与匈奴开战，只能以和亲、纳贡的屈辱方式换来暂时的和平。在边境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开始了休养生息。
在汉文帝、汉景帝执政这六十多年中，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净不扰民为政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期间的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税一，陆续减为十五税一、二十税一以至于三十税一。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减除一半的田租税，汉文帝十三年，全年免除田租税，并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
汉景帝时期，在坚持并进一步发展汉文帝休养生息政策的前提下，将西汉早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也逐步平缓。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汉代开国以来，支持私铸钱币，货币发行并没有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郡国铸币失控也是造成金融紊乱、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原因。汉文帝时期收回一部分货币发行权，汉景帝时期，实行晁错的削藩政策，私铸钱币被废除，引起最大的钱币铸造郡国国主吴王刘濞的强烈不满，也是引起“七国之乱”的原因之一。虽然货币发行的种类还比较散乱，但毕竟在中央货币发行的垄断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百姓逐渐富裕。国家的粮仓充裕丰满，府库中的大量钱币用之不尽，以至于串钱的绳索都出现腐烂现象。国家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物资基础的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这是中华文明进入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二，千古课题：
这种盛世自然被视为经典之治。然而，这种盛世的基础是于民“无为而治”，经济、金融完全私有化且不加宏观调控的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政策，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显著成效，长此以往，势必会产生各方面的经济危机。而且，这种盛世是建立在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基础上。
一个大一统帝国随着民间财富的不断积累，便使地方有了对抗中央的勇气。经济发达，也必将滋生政治黑幕和官员的贪污腐化，导致天下大乱，王朝更替。汉、唐、宋、明、民国的发展到覆灭都是经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仿佛成了一个不解的死循环。
最明显的就是北宋帝国，实行类似于文景之治的“永不加赋”的富民政策，经济、文化为历史之最。但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武备松弛，以至于被游牧民族灭国。当然，北宋的覆灭也跟其重文轻武的体制有关，但究其深处，还在经济政策上，此间虽有王安石变法可以力挽狂澜，但因受到愚腐的守旧派反对，导致半途而废。
还有，宋朝没有汉武帝、唐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没有把彻底解决游牧民族外患的问题，放在重要的战略层面上。
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一直到现代，经济危机依然会威胁到全世界的各个完全私有化国家。上个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哈耶克则坚决主张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国家干预只会带来混乱。
看来，政府到底要不要干预经济，不仅在中国古代，当代西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类似的讨论。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来控制各方面的经济危机，以及在特殊环境下的怎样的宏观调控依然是摆在全世界经济学家面前的课题。
另外，中国古代历来都是以农业为主，重农抑商为政策基础的国家。需要保家卫国、需要开疆拓土，这样的完全放开、自由生长的富民政策一旦遇上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战争，政府光凭农业税收足够支撑非常局面吗？
两千多年以前，这个课题已经摆在汉帝国朝廷的桌面上。
两千多年以前，汉帝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计划经济的雏形。
两千多年以前，西汉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桑弘羊已经开始着手启动这个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宏观调控和工商富国的引擎。
三，超前的工商富国思想：
即使是在以和亲、纳贡来换取和平的情况下，匈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汉帝国边境的大肆抢虐与袭扰。边境人烟逐渐凋零，国土面积大幅缩水。文、景时期，汉帝国也只能是全盘守势，着力于休养生息，忍辱维持着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雄阔豪迈、锐意进取的时代。积攒了六十多年的国力，也忍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而从最根本的战略眼光去看，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远远不是屈辱那么简单。
数十年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已是国力富庶、兵强马壮。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成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终于展开了波澜壮阔的驱击外侮、开疆拓土的宏图大业。
卫青七战七捷、霍去病六击匈奴，汉帝国收复了河套地区，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华版图。尤其是大规模千里征伐的漠北之战，一口气把匈奴赶过了贝加尔湖，至此漠南再无匈奴王庭。霍去病封狼居胥，向天告知狼居胥山以南，正式列入大汉国土。
昔时强盛的匈奴再无力对汉朝产生根本上的威胁。汉帝国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鼎盛的国家。
数十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彻底解决了匈奴边患问题，但对汉帝国而言，也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消耗。从开始不久，汉武帝就认识到，薄弱的农业税收不足以应付耗费巨大的战争开销。果然不出二十年，国家财政开始频繁出现亏空。汉武帝遂命天才的经济学家桑弘羊统管帝国财政，从政治经济体制、金融、贸易、屯边、流通领域、经济法规、均输调控等着手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
汉武帝与桑弘羊讨论加征农田税收时，桑弘羊提出了“富国何须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的经济思想。在他看来，”富国非一道“，农业是基础，工商业才是才是财富的源泉。而农田税收在帝国的财政开支、尤其是非常时期的巨大消耗面前，无疑是杯水车薪。
“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正因为强调工商富国，桑弘羊极力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由国家直接介入工商业以增加国库的财政收入，打击私有制垄断经济，平抑市场价格，推行均输平准，调节商品流通。既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的价格垄断、减轻百姓负担，又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经济思想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看，桑弘羊也算得上是计划经济的鼻祖。对此，一直对桑弘羊存有偏见的司马迁也不得不作出了高度评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四，桑弘羊的政治经济改革：
1.盐铁官营：元狩六年 （公元前117年），桑弘羊着手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盐铁管理的相应机构，食盐实行中央统购统销；铁和铁器则是从采制到营销由中央政府全部划为官营。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限制豪强垄断基础物资，平抑物价、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尤其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协作等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收效，其先进的标准化生产和技术改进方面，比之以前规模小、技术落后的私营盐铁业来讲，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2.算缗与告缗：算缗是古代历史上国家向商贾征收财产税的一种制度名称。告缗则是对惩罚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措施法规。最早由御史大夫张汤提出，遭反对未能实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适逢战争消耗造成国库亏空。在桑弘羊极力主张推行，并迅速在全国展开。推行到结束仅仅三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数亿计的财物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房屋宅院数以万计。大大缓解了中央财政的亏空。
3.币制改革：汉初时期，国家对钱币的铸造不加控制，且货币品质繁杂，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流通和通货膨胀。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彻底整顿货币，设上林苑三官分别负责铸造、刻范和原料。废除过去铸造的所有钱币，以新的三官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不但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稳定了市场流通，历史上第一次将货币发行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政府。三官五铢钱作为成为最硬通、最稳定的钱币，一直到隋朝通行不废。
4.均输法和平准法：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天才的理财家桑弘羊在部分郡国试行五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举数得的均输法和平准法。
规定凡郡国向朝廷进贡的物品，均按当地价格折合成当地特产品，上交均输管理部门，再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各地以稀缺品高价出售。这样宏观调配各地土特产品，避免了中间商的高价盘剥，使各地物资均匀调配。朝廷既可以不费分文得到各地物资，且能通过转运贩卖得到高额利润。
此法推行短短一年，山东漕运从汉初的几十万石猛增至六百万石；国家的所有应急粮仓和边境粮库装满了粮食，丝绸布帛比汉初增长五百万匹。
为了配合盐铁官营和均输的推行，桑弘羊创立了“平准”的财经措施，并设立了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和商业流通物价的专门机构，通过调控市场物资的高抛低吸，达到平衡、稳定物价的效果，同时还有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除了彰显在两千多年以前适时的计划经济优势，还颇有现代金融运营的影子。
5.假民公田：这里的“假”，是租借的意思。在桑弘羊主持下，政府把一部分公田、荒地和算缗、告缗时没收的田产，以及开放部分皇室、贵族专用的园林、苑囿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征取一定数额的田租费。有着安定流民、缓和阶级矛盾、扩大全国性的恳田面积、以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
6.屯垦戍边：在对匈奴作战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繁荣开疆拓土得到的郡县，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给问题，桑弘羊谋划和主持了大规模的军屯和移民边屯。新建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以及甘肃永登、上郡、西河等地，先后调动了六十余万军民，一边从事生产，一边保卫边疆。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边塞、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繁荣边郡的重要作用。
7.酒榷：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为了更多地增加财政收入，桑弘羊奏请汉武帝实行了酒类官营。酒榷政策实行后，酿酒技术和产量大幅度提高。仅仅是销售，国家即可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再加上高额的酿酒利润，光是酒榷其收入，足可以保障帝国军队的开销。
五，振聋发聩的“桑弘羊三问”：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去世时，任命霍光、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四人为顾命大臣，由霍光主持国政。时年仅十二岁的汉昭帝即位。桑弘羊不满霍光独揽大权，二人遂为政敌。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年，霍光欲复行文、景时期的旧政策，重回私营经济，提倡节俭、对民宽和，诏令三个京畿主要地区官员各举“贤良”、“方正”三人、每郡国各举“文学”一人（汉朝选拔官吏的制度为察举制，“贤良”、“方正”为特科最高级别官员察举）。
始元六年二月，霍光召集各地到京的贤良文学召开朝廷会议。在会议上，就商议废除包括盐、铁、酒类官营等在内的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贤良文学们拿出此政策产生所的弊端对桑弘羊展开猛烈的攻讦。
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指出，盐铁官营不光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而且大规模生产和营销要优于私营小规模制造与经营，不管在生产质量和营销数量上，均不可同日而语。
现行的经济政策是有很多弊端，但大多数形成的原因，在各级相关的官员任命上，而非经济政策本身。
贤良文学们在经济政策上根本无法与桑弘羊匹敌，只能打着道德的大旗，纷纷指责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为“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去正面回答，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三问”：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收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这些制度，国家财政还可以从何而来？
2，一旦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紧急事务，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如果中央在财政等各个方面没有对地方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一旦地方势力膨胀、尾大不掉，造成藩镇割据或起兵造反，怎么办？
振聋发聩的桑弘羊之问在实质是已经超越了盐铁官营的是非之争，关系到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些问题在当今的世界范围内的体制之争仍然众说纷纭，不分高下。但针对两千多年以前的汉帝国而言，无疑是超前、先进、科学而合理的。
盐铁会议于七月结束，只是废除了酒榷，其他有关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依然保留。后来桑弘羊受上官桀之累被霍光所杀，但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在汉朝后期，基本沿袭未变。盐铁官营在以后的大一统朝代中，依然被广泛采用。
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汉帝国开疆拓土、驱逐外侮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通过这些宏观调控政策的实行，大大加强了先进生产力的推进作用，丰富了物资，平抑了物价，加大了商品贸易的流通，缓和了阶级矛盾。其先进、超前的经济、金融政策至今仍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讨论。
一些历朝历代只会坐谈立议、愚腐守旧的贤良文学，从来只看到眼前的三寸之地，擅长以点盖面，混肴视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根本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开疆拓土、积极进取后的大国战略纵深和民族尊严的重要性；根本不讨论也不愿意讨论国富民强、国强民富的改革措施。只愿意站在为民请命的所谓道德层面上，动不动给人扣上“穷兵黩武”、“与民争利”的大帽子。
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富国强民的改革家通常会遭到这些守旧派和腐儒的攻讦和不遗余力的打击，变法者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下场。一旦外族侵入、国家沦亡，这些愚腐的守旧派又一本正经地做起了改朝换代的臣子。历史上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些人的愚腐、无能和无耻。
2020-07-22 21:35:04 来源: 逸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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