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改革开放以来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及其所处环境的演变
二、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任务和话题的转变
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体制性局限和个人缺陷
四、“公共知识分子乃无能之辈？”──兼评一种谬论
【注释】
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虽然人们对谁是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谁又是名列前茅的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不同看法，但这批人的存在与作用则是得到公认的。
2003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作用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孙大午、孙志刚、刘涌、黄静、李思怡案件发生后，在“乙肝歧视”事件、《南方都市报》负责人被捕事件之后，在许多大城市准备出台法规禁止乞丐在市内繁华地段乞讨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表态带动了舆论，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方向、深度与广度，效果不等地使各类案件、事件的解决转向法制的方向。
在新闻性媒体中，一些有责任心和上进心的报刊因为尽可能地刊登具有批判精神和知名度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而受到欢迎，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当局往往对这些报刊采用制裁和打压措施，除了撤换主编外，还列出禁止发表文章的作者名单。而报刊是否刊登这些人揭露真相、大胆批评的言论，则决定了它们能否继续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影响到它们的销量，《南方周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它也是中国舆论环境的一个“晴雨表”。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作用、影响力、局限性等等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议题。2004年夏季，《南方人物周刊》发布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这个不怎么值得称道的举动引发了一场十分不值得称道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这一事件也提示我们，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虽然今天公共言论被钳制的程度为近10年来之最甚，但从长远看，市民社会的稳步成型，言论空间的逐渐扩展，舆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毕竟是大势所趋。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才能更好地批判社会，促进社会转型的良性发展。
社会总会存在种种问题，经常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因此就需要有责任心、有见识的公共知识分子表明立场和观点。只要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公共知识分子也会尽可能地发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典范。但是，并不是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具备允许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条件。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有30年之久公共知识分子存活的条件被基本上剥夺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难，勉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命运要么是成为殉道者，如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要么被批斗和关押，如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流行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为人所知和广为传播。而在其他年代里，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机会使思想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
大致上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需要以下3个条件：一、社会存在重大的公共性问题，这个条件几乎在任何时代和时间都能满足，不论是在动荡还是承平年代，不论在社会急剧转型期还是平稳发展期；二、有或大或小的言论空间，这是最根本的，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只要有最低限度的可能就会发言；三、程度不等的独立经济地位，同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要求也是很低的，有人只要饿不死就要说话，当然，当较多的人能够不太困难地解决谋生问题时，公共的言说便呈蔚为大观之势。
很难精确界定最近这次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时间，事情在一开始总是不清楚、不完整，表现为雏形。也许可以说，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言说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体制内的理论家（一开始主要是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在“解放思想”的旗号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替改革开放路线论证呐喊，一些党内理论家的观点──比如王若水剖析异化、提倡人道主义，李洪林反对现代迷信，郭罗基追究杀害张志新的“谁之罪？”──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范围而具有更一般和深远的意义。同时，一批尚未取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无论就思想和学识而言都大大强于多数知识分子）的年轻人以西单“民主墙”为阵地，就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发言，矛头指向专制主义。他们既谈现实，也谈历史；既探讨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也发表诗歌、小说、剧本、美术作品。“文革”的结束遗留了大量问题和疑问，党内主流力量向“凡是派”夺权需要暂时借助体制内开明派和民间力量，这使得公共言论一时有一个广阔空间，表现得极其丰富和有吸引力，成为当代思想史上永远值得追忆的美景良辰。
80年代中期形成的“文化热”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宽广的活动舞台，人们对思想、学术、文化的向往和尊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热情背后的幼稚以及幼稚背后的热情，孕育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崭露头角的最佳气候与沃土，有时，只要在《读书》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甚至发表一篇文章，就会被当成某一思潮的代表、某一主张的“旗手”。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很典型，过于偏向思想、学术，关注点过于偏向形而上方面，更多地是谈论“主义”而不是“问题”。因为这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由人文学者兼任，他们的专长是哲学、文学、伦理学等高深抽象的学科（文化热的特征是美学热），研究讨论的往往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人道主义、主体性等宏大、根本、终极性问题，人们还不善于对即时出现的政策性、公共性问题发表意见；这时的公共媒体也不象后来那样发达，传播知识和意见的主要载体仍然是书籍（当时最时兴的是按学科分类出版的丛书）；当时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还不明显，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多数民众还没形成利益意识，参与讨论的发言者只是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营垒，没有人说自己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或代表弱势群体说话。
80年代末发生的事件导致一个短暂的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冬眠期，但对于继续关注社会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休整和积蓄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东方》、《现代与传统》、《方法》等杂志为代表，公共言论空间重新出现并迅速扩展；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频繁，他们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晰，特征越来越明显，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同时，不同的人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定位，形成了观点倾向不同的派别，并且自认为（或被认为）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
90年代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但更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更强韧，更有生命力，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生存和活动空间。90年代以来，新闻媒体越来越发达，对评论和其他体裁的文章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局面，写作者不必为自己的稿件费力寻找发表的园地，公共知识分子的稿件常常变得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图书发行的“第二渠道”比正规渠道有效率，不但一大批民营书商干劲十足、有声有色地出版了许多深受欢迎的书籍，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积极介入有关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书刊之策划发行，如丁东、傅国涌等，一些人通过编辑、写作、顾问等活动解决了生存问题，过着决非“君子固穷”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完全靠写作为生的独立作家，例如王力雄、刘晓波、余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大大受惠于市场经济，不仅额外收入可能高于正常的工资，而且由于有经济上自立的现实条件或前景，他们对失去工作的担忧惧怕大大减小了，不必象从前那样以“高保险系数的言论自律”方式写作。很多情况下，在公共言论空间里积极发言已不是太冒风险的事，对有些人来说，哪怕是出于名利双收的动机，也愿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网络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在很多情况下，发表言论的激励不是稿费，而是让人知道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网络的言论限制比纸质印刷品的审查限制小，禁忌少得多，时效高得多，被转载传播的可能性大得多，得到反馈、进行交流讨论也容易得多。而且网络特别有利于对即时性事件作出反应，迅速形成声势，在刘涌案、黄静案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从90年代后期起，不少年青学者通过网络写作进入公共领域，然后得到纸质出版物的青睐，例如王怡、杨支柱，他们不但在网上写作，还自建网站，从事“宪政论衡”，谈论“问题与主义”[1]。
海外书刊的出版发行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资源。它们不但提供了发表的场地，而且由于主编者的眼光、水平和统筹组稿能力，往往还能站在探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的前沿，对于国内的言路有引导和示范作用。90年代初在香港发行的《二十一世纪》，目前越来越引人瞩目。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研究》就是这种有影响的刊物。此外，象香港的《开放》杂志，也为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发表大胆的批评意见提供了空间。
纵观自80年代以来至今公共话题的主要内容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专业身份之特点，可以发现一个从人文科学为主向社会科学为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原因与90年代的社会形势有关。如果说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专政理论”、“继续革命学说”的阴影中走出来，要确立人性和人道的合法性，那么在90年代，主要任务则是要面对转型时期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安身立命的终极性，但具体而现实，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尚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与权力经济并存，必要的法律、制度体系还未建立，社会严重失序、百弊丛生，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讨论不能只凭借人们对价值立场的认定和感性经验，还需要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工具。
正因为如此，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90年代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则以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主。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常常涉及对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或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探索；而90年代他们的话题转换为关于制度安排的讨论──诸如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宪政民主的可行性、社会公正的理想与现实，甚至更为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问题。可以说，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是人性的复归和坚守，他们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刚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而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则是对正义原则的坚持，其功能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80年代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90年代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改革。
90年代里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任务和话题的转变，也要求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同于80年代。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往往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气质和呼风唤雨的本领，有些人还善于在话题上“跑马占地”，善于把某些具体问题挂在某种主义、某类型文明的名下。90年代的重要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是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以学理为支撑作深入的分析，以阐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从自己的学术专长出发，把自己认定的价值投射于社会，比如宏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督教的价值、西方人文主义的价值、科学理性的价值，乃至整个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价值，等等。而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却不能从学科专业知识出发引出话题，他们必须从问题出发，不能由内向外，而是必须从对现实的剖析出发组织自己的思考和言说，因此他们必须既有学科专长，又有对其他领域的兴趣和知识，具备综合思考能力。
显然，一个只在本专业某分支领域内钻研的学者常常无法自然地形成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所以不少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或者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并保持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资格，或多或少地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甚至改变了治学方向。例如，在80年代以引入西方人文学术著称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中，若干重要成员后来表现出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从学术文化到公共性关怀的转向。该编委会主编甘阳、编委徐友渔原来的兴趣和专业都是现代西方哲学（两人分别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语言哲学），他们在90年代都转向了西方政治哲学；该丛书副主编刘小枫则从宗教学转向政治哲学；另一位副主编王焱的兴趣和研究也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转向政治学。这些人的转向都体现了从抽象、形而上层面转到接近现实这一特点。李泽厚在2004年夏季回答陈明问时谈到了这一现象，并说：“政治哲学是当今的第一哲学，在中国会走红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评论表现了李泽厚对于思想界动态和时政的敏锐观察。或许可以作一个不太恰当的联想，当年马克思也曾经历过从纯粹的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过程。当然，与马克思从纯粹的哲学转到经济学相比，上述几人的转变幅度并不算大，而且，这种转变能否成功尚待检验（其实马克思的转变虽然为其追随者津津乐道，严格说来并不成功）。毕竟，治学方向的转向并非易事，关键是要真正关注现实，不但用脑，而且用心；倘若只是为了“走红”，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社会环境的变化不但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调整，而且要求他们的问题意识的改变。如果说在80年代，基本问题是要不要改革，是以批判的态度、还是死命维护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在90年代“咸与维新”的情况下，基本问题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不正义的根源。在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斯大林模式、以毛泽东的“全面专政”理论的面貌出现的现代专制主义。但到了90年代，在原来的批判对象并未消失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即金钱力量的肆掠。究竟是植根于旧体制的权力扭曲了经济市场化从而造成了社会不正义，还是外商投资和国际竞争产生了中国国内的社会不正义？在当下的中国，是旧体制的权力及其运作模式退出了现存的制度架构并为单纯的市场经济取而代之，还是旧恶实体未变，只不过多了一重显相？更重要的是，旧制与新体之间有没有本原和派生的关系？
在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借助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观察、研究、分析、评判中国的现实。大致可以说，那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总体面貌呈现出一元特征：价值认定、批判主要对象、思想借鉴资源、追求目标都是一个或一类。他们所借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即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被尊奉为先进思想的话语，即肯定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现代化的话语。到了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西方的理论和思潮其实是多元的，其中有一种反抗主流的话语在当代西方社会也颇有影响，它消解上述价值，指责主流话语为霸权，这似乎与中国人多年来被欺压、被边缘化所产生的心理相投契。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产生了分化和对立，总体上看呈现出二元特征，即继续强调民主、理性、自由、现代化的话语对应于模仿西方新左派思潮的话语。
跨过新的千年之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主流的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话语不但登台亮相，而且咄咄逼人，各种牌号的权威主义（从萧功秦的“以自由主义为目的，以权威主义为现实步骤”的主张，到康晓光的以“合作主义”为表、以维护一党专制为里的理论）竭力占据话语空间，人们面临新的选择。笔者认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多元化的趋势，将显得僵化，会被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抛在后面。但如果在纷繁复杂的多元现象面前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和历史方向感，看不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专制政治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则可能从根本上忘掉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批判和改造社会。
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在当代公共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个说法不是在真正、完整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大致、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前提，在没有这些自由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言论要么是自我设限的，要么是必须冒受到惩罚的风险，在最好或最常见的情况下，言论检查机关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言之间的关系是一场猫鼠游戏。事实上，现在的言论空间中有太多的禁区和“雷区”，因而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不痛不痒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评论占多数。那些稍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得以成为公共言论，全靠言者的言说技巧和读者的解读技巧。事实上，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辞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在谈论当今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时必须知道边界，保持警醒，不能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忘乎所以地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仿佛是在谈论罗素在英国、萨特或雷蒙·阿隆在法国、赛义德或乔姆斯基在美国的作用，毕竟这些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在正常社会中活动，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则完全不同。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提出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一事就很说明问题，许多人指出，这个名单意义不大，因为它不敢把最有资格、最有影响的人列入名单，尽管此刊物的做法已经算是很出格的，名单公布后立即受到言论检查机关的严重警告。还有人认为，《南方人物周刊》的这一做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肯定了一大批敢于发言并因此而处境困难的人士，而且唤起读者思索中国的公共言论问题；另一方面，它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现状，和当局一样，把最敢言的人士排除出去，似乎中国并不存在这些人，似乎他们的言论不属于独立知识分子关于中国公共事务的言论，似乎他们谈论的那些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知识分子不充分、不尽意的言论在现阶段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种物品，越是被控制和垄断，就越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稀缺物品，越容易受到重视。人们常常说，在中国有话可说但说不出来，而在海外有言论自由但讲话没有人听，这只是部分的真相；在中国并不是完全发不出声音，海外的言论也并非全无作用。在中国，人们对于被压抑的声音，对随时可能被扼杀的声音，总是报以极大的热情和特殊的注意力。
除了体制造成的极大限制外，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使得他们的公共言说常常是畸形的、不成熟的。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天然就能够并善于承担公共任务，当下他们的缺陷显然与不利的社会条件有关，结果他们长期不能自由发挥，得不到锻炼提高。不难看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公共言论的水平远不如胡适那一代人，这既与学养有关，更与条件和缺乏磨练有关。
不管是因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还是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总显得不够。尽管可以把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分为两类，一类以促进社会正常良性运行为目的，一类以批判为手段，目的是匡正时弊，但总起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中缺少批判精神，就无法正常发挥其社会功能。一针见血的锐气和大声疾呼的气势在我们的公共言论中是十分稀缺的。许多人已经形成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言路和站在当局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习惯，所谓“顾全大局”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
更不幸的是，在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有太多的人有“谏士情节”，他们虽然了解社会现状、有知识、能提出有见地的看法，但宁愿以上书的方式让当局知道和欣赏自己的看法，宁愿把自己的见识转化为体制内的进身之阶，而不愿变成公众的共识。他们之所以发表公共言论往往是因为缺少进言的渠道，或者多次进言而不得赏识，在无功而返之余以文章作一种无奈的表示。因此，他们的言论尽管可能包含真知灼见，但往往言不由衷、曲里拐弯、留有余地。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通病和致命缺点是缺乏现实感，理论与实际脱节。很容易发现，一些较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始终只善于、也只乐于在自己的言论中显示、炫耀西学知识。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学理，越是新颖时髦，越是不那么广为人知，就越有价值。有极少数人甚至发展到装神弄鬼的地步，鼓吹最宝贵的真理只能靠私传秘授，靠领悟文本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是聪明人，除了善于提出一些貌似深刻、半真半假的问题借机显示自己的高明与博学之外，也善于在关于中国现实的公共讨论中发表惊人之言。但与其说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有真正的研究和切实的体悟，还不如说他们善于抓住话题发挥，让公共舞台的灯光聚集到自己身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触及只不过是他们表演的由头或道具，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
谈到现实感和批判精神，也有人耍另一种滑头，他们的批判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他们批判远在天边的世界头号霸主美国，知道不论言辞多么激烈也不会危及自己；他们批判有“能指”而无“所指”的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因为反正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会对号入座充当靶子。在这方面，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殷海光的言行很有启发意义。殷海光一生与共产主义为敌，与中共为敌，他显然懂得储安平讲过的道理：自由对国民党而言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则是有无的问题。殷海光年轻时大力批评中共，到了台湾后义无返顾地批评国民党，遭受打击迫害也不退让。他并没有改变反共立场，但既然具体实施专制、剥夺人民自由的是国民党，只是一味反共对于争取台湾的民主自由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与官方文人划清界限呢？世界上丑恶的东西很多，值得批判的事物很多，如果对眼前的丑恶采取鸵鸟政策，对身处其中的压制习以为常，对公众的切身利益不闻不问，专去攻打那些虚无缥缈的靶子，批评不会打击报复的对象，那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何在，勇气何在？
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突出的毛病，就是常常把个人遭遇、个人心理情节带到对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中，不能把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个人情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立场区别开来。在80年代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很有几个人原来是以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著称的（甚至有人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但他们在美国的经历相当不利，不足为外人道，于是产生挫折感，不愿正视现实。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有些属于自身的不足，比如英语不好；而有些则本来是自然的、正常的，比如在中国暴得大名，充当学界领袖，到了美国显然不会有此等待遇，不会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于是他们非理性地把怨恨情绪转化为学术观点和公共立场上的反美、反资本主义。固然，反美和反资本主义本来也是一种立场，但这种基于个人际遇的反应是不负责任、误导人的，而且常常使人费解，因为他们一方面提出激烈的反美言辞，另一方面又处处以美国某教授的某本书为圭臬。
不能厘清行使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界限，在公共事务中不能严格遵守规则，把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视为对个人的攻击，动不动就追问动机，以“妨碍学术文化讨论，有损学术文化事业”的帽子送人，这是个别尚不习惯公共事务又掌握了一定公共权力的知识分子的作为。就此笔者在另文“知识分子与公权”（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中有所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对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问题的探讨中，朱苏力的观点相当独特，令笔者难以理解。朱苏力提出，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的因素是：民众对名人的强烈好奇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没有学术传统和专业化程度不够，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学者专业研究和竞争能力下降，等等。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特别指出，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不是学者而被公众当成了学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涟。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2]。”朱苏力在这篇长文中反复地并且用好多例子说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不少人专业不行，研究搞不下去，只有去当不太需要专业能力的、成名容易的公共知识分子。
固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学术水平有高有低，从事纯学术研究者亦然；确实有人感到对公共事务作泛泛而论比踏踏实实做学问容易，这是自然、正常的现象，用不着说大家也明白。倘若要认真讨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的原因，朱苏力的上述说法如果不是浅薄，就是别有用心。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并不妨碍或排斥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的社会功能，两者之间本无高下之分，民国以来如此，中外皆然。若以纯学者自居而贬低公共知识分子，恰恰表明其心胸之窄，似非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为。更何况，在当今中国的环境里，这样的贬低总难免让人感到象表现乖巧和势利。
谈到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笔者认为，此书之所以产生很大影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并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好评，原因有三：一、此书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转轨时期社会不公正的现实，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二、作者有长期研究的积累，在第一手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材料，所研究的问题多属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前沿课题；三、作者的经济学素养和学理性分析令读者认为书中的论证和结论是可信的。朱苏力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认为《现代化的陷阱》没有学术性，甚至将其贬称为“记者性文字”[3]。他不该忘记，《现代化的陷阱》是2000年“长江《读书》奖”的获奖著作，他本人作为评委的“长江《读书》奖”的宗旨就是要“鼓励学术积累与创新”，“特别是倡导与表彰在学术与思想领域中具有原创性与想象力的书籍与文章”[4]。或许，他谈论公共知识分子时另藏心机，就顾不得“此一时，彼一时”的矛盾了。
朱苏力说何清涟“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不知根据何在，动机为何？据笔者了解，何清涟获大学本科历史学学士后又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学位，1988年获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她曾在暨南大学任教，后来还受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朱苏力为了贬低他人，居然把复旦大学8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归类为“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这似乎不是有素养的学者之为。朱并无经济学学位，又据何而断80年代复旦大学经济系硕士教育的学术水准呢？
朱苏力指责“《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他似乎不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驾驭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常常比在单一学科领域内钻研更难；一部跨学科的研究性著作会引起多个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产生的兴趣，但恐怕没有人会象朱苏力这样因其跨学科而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跨学科研究绝非缺陷；单一学科的研究并不必然超越跨学科研究的水准，这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里已成为常识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很少有人抱持只有内容单一、学科分类边界清晰的著作才算学术著作之陋见。朱苏力注意到了《现代化的陷阱》的跨学科特点，但竟然以此为理由而贬低该书的学术价值，实属大谬不然。何况该书所涉及的问题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里也都是热点课题，分别从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出发来评价，也无法否认该书的引导性价值。若是按照朱苏力的逻辑作判断，那么印度裔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也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或社会学、政治学著作，是否因此它就不算学术著作呢？甚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教授因此就不能算是学者？其实，朱苏力真正想否定的无非是《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观点和价值。因此，争辩的焦点在于，它究竟是不是一本有社会意义的、有影响的、受人欢迎的著作，是否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严峻形势和严重问题提出了警世醒人的见解。对这一点，中国的读者早就得出了结论。至于个别学者试图打着学术的旗号否定读者中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如果不是另有目的，就只能被理解为中国有些学者个人素养方面的缺陷。
朱苏力在他那篇“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还说了许多不恰当的话。比如他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划分为留过洋和未留过洋的，在留过洋的人中又划分为获得博士学位者和只作过访问研究的；继而又把知识分子区分为有行政职务和没有行政职务的。如此划分倒象是组织部门选择提拔干部的手法，无论如何与真正的学者之识差得太远。官位高低以及有无外国的博士学位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学位和官位既非后者之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按照朱苏力的方法排队分类，他处在洋博士和有行政职务这两条“精华人物”交叉线上，或许他希望读者相信，他才属于极少数精华中的精华，这就是朱苏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建构的分析。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一方面，转型期的现实非常需要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所谓“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言论。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怎么说，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选择，都是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公共舞台上亮相，无情的风霜雨雪使上一代人花木凋零；更多的人则因未坚持到底而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来去匆匆的过客。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不在于话语权的大小，也不在于声音分贝的高低，而在于批判精神。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在现行体制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更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与极权专制相安无事。今日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所谓复杂是指目前的社会转型前无先例，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评价我们的尺度很可能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
【注释】
[1] 王怡的网站名为“宪政论衡”，杨支柱的网站名为“问题与主义”。
[2]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天涯》，2004年，第5期，第161、163页。
[3] 出处同上，第165页。
[4] 《读书》，200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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