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收获

从中国历史上而言，由于多次革命和朝代周期的特点，反对派喜欢利用结社自由来从事推翻政府的活动，所以历朝皇帝对非官方的结社都极为敏感，因而对自由结社有严格的限制。这种传统也影响到经济结社(办企业)，政府对非官方的企业也总是担心会被反对派的地下结社所利用，所以中国历来对自由企业的剩余104权从没有法律保护。因此，中国人虽然商业本能非同一般，也是最早发明银行(钱庄)的民族，却很少投资工业企业，赚了钱只是买地。这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原因。按埃尔文(Elvie，1973)的记载，中国早在宋朝就有发达的契约制度和一个羽翼丰满的工业革命所需的技术和商业知识，但由于没有专利法和保护企业剩余权的法律，工业革命终不能最早在中国发生，很多在当时一流的技术都不能经由企业家的组织发展为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因而中国被法国小说家雨果称为善于保留技术胚胎的国家。

市场的大小与商品化程度以及分工程度有关，它取决于与制度安排有关的界定产权的交易效率。随着更多的私有产权被制度化，市场的范围、生产率以及内生比较优势都会增加，因此即使外生比较优势不变，外国商人也可以预期中国人对他们的货物的有效需求会增大。尤其是产权结构改革使组织效率改善，从而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直接扩大了市场。

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企业的私人剩余权有重要意义。在批判官倒、贪污时，有些人不理解，贪污成风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有明确定义到私人，所以侵犯企业剩余权的行为不会遇到私人老板的抵抗，其实消灭贪污的最有效办法是将所有企业的剩余权私有化，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污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就会遇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制，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时，社会道德是不可能有准则的。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传来的一些故事，某个集体企业或机构的创办人好不容易把企业办成功，却被部下与政府联合夺了权，这种侵夺企业家剩余权的行为造成了企业领导不敢重用有才的部下，因为当私人剩余权定义不明确时，能干的部下往往对企业领导是个威胁。如果企业剩余权是私人的，并受法律保护，则重用人才就不会有被侵权的后顾之忧。不管雇员有天大的本领，拿多高的工资，他也不能不经剩余权市价的买卖变成老板。有的消息还说明，由于剩余权没有私有化，企业的合并及合理化都不能通过剩余权的市场买卖实现，所以经济组织的合理化难以实现。看来人们要了解剩余权的私有化的意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作判断，而不会对谁应该是胜者，或社会要追求什么目标作判断。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试想想，一场球赛如果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何公平竞争可言?自由社会中并没有一定要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些竞争的游戏规则,制度的自发发展是基于规则公平的共识,至于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获胜，是一个无人能预料的事。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经济效率问题，而是它强迫目标不同的人们共同追求一个单一的具体目标。

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但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这种条件下，公平的竞争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

哈耶克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作出贡献。例如:很多破产的企业，就为成功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杨小凯的后发优势观点

十多年前，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任教的杨小凯，和在北大任教的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路径进行辩论，两人间的分歧主要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后发劣势这一概念来自于经济学家沃森所说的“后来者的诅咒”。杨小凯2002年在文章中发展了这一概念。其核心意思是：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模仿有两个层面，一是模仿制度；二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立场，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为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短期的经济成功往往被用作堵塞批评的工具，使一个国家付出长期代价。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

当下的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充满戾气、环境污染问题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结构转型步履维艰、很多地方和领域公平与正义不彰。A股市场的确是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但是中小投资者仍然被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巧取豪夺，利益集团和权贵通过资本市场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有权有势的少数人手中，利益输送和内幕交易屡禁不止，凡此种种，只能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后发优势发展到极限时，如果不注意制度的变革，后发优势就会加剧演变为后发劣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后发优势成果可能都会丧失殆尽。

某种程度上，后发优势更多地是指经济增长数字等经济学上的意义，而后发劣势更多地是指制度变革层面，这主要受社会整体思维水平的影响。后发劣势提出了比后发优势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即便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发展，制度跟进也须臾不可忽视，制度变革的背后是普世价值的实现、法治和公理的彰显，最终落脚到人的价值的实现，并且社会要为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尽最大化努力。人类历史上所在多有的是：我们太容易在后发优势的数字化荣光中集体性迷思，以为我们解决了一切问题，忽视了制度和内心的观照与反思。当后发优势没有制度变革和完善的风险控制作保障时，很容易演变为一匹疾驰的野马。

在世界经济学界，杨小凯取得了华人经济学家中最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梳理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解读亚当·斯密建立的以分工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从而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我的一生》​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9415

更多摘要

• 我们可以简括地把杨小凯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归纳为五个方面:1.在以角点解来取代内点解的基础上进行超边际分析，从而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基本方法。2.用对策论来重新解释均衡、信息和市场。3.关于交易效率和新贸易的理论，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找到了新思路。4.对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进行数学处理。5.构筑统一的经济学(包括宏观)。
• 杨小凯先生现在已经是“域外”之人了。不过，他仍然是华人。因此，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有其独有的视角。尽管有时他也会失之偏颇，但其出发点是关心国内的经济改革，他的工作也仍属于客观而科学的研究。他在本书中提到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有些已经得到控制解决，有的正在获得解决。而对他所发表的诸多见解，我们无论同意与否，都可以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进行冷静的思考并由此总会有所获益。

 第七章 新贸易和增长理论及产权经济学

• 1983年，中国出版了一本销量很大的书:《看不见的手》(杨君昌，1983年)，这本书代表了今天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回到亚当·斯密去,即重新强调市场竞争和自由价格制度的重要性。而在地球的另一边，钱德勒的畅销书《看得见的手》自1977年印行第一版，至今已出6个版本，并得到普利策和班克罗夫特两项书奖。此书的副标题是:美国经济中的管理革命。它描述了美国近代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企业内的管理在经济运行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两本倾向看似相反的书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美国，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正在面临挑战和新的发展，而中国很多学者对这种挑战知之甚少。问题在于微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并不简单地说明市场更优于计划经济，也并不简单地说明企业内的行政管理和计划就一定会逐渐代替市场。相反，这个挑战是在召唤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理论，它不应该是简单地证明“看不见的手”(市场)的重要作用，而是要说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计划、管理)如何互相依赖和互相促进，“相反亦相成，相灭亦相生”。
• 现代微观经济学目前有许多发展方向,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将这些发展方向作不同的分类。例如，两个倾向相反的发展方向是以科斯、张五常等人为代表的发展产权经济学的努力和以法雷尔和赫维兹等人为代表的发展激励机制设计理论(design-ing of incentive mecha-nizm)的努力。前一种努力以“科斯定理”为代表，强调明确界定的私人产权和自由议定契约的权利足以解决一切复杂的经济效率问题。这自然是支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猜想。后一种努力试图证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行为或拍卖行为都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此需要政府来设计激励机制以图改进。这方面的努力可以扩大为更广的一个研究领域，即“市场失败”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们又可以把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分为另外两个方向。
• 一个是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德布勒体系框架内的发展。这方面的发展又分为小发展和大发展。小发展就是把经典的阿罗一德布勒一般均衡模型包含信息、交易费用、区位等问题的更一般模型。大的发展就是把一般均衡概念更抽象化，提高到更一般的分配机制(包括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问题。很多名牌大学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最深部分就是集中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方面。微观经济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根本否定了德布勒理论框架的一些最根本的假定，认为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因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一些最重要的思想而误入歧途，所以从新古典主义发展而来的德布勒体系，尽管数学上很漂亮，但研究方向上却有问题。这方面的发展主要以两个“重新思考”和交易费用学派(与产权经济学密切相关)为代表。第一个是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这以施蒂格利茨、卢卡斯和舒尔茨为代表。他们集中批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第二个是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以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和埃蒂尔为代表。第三方面是以艾智仁、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代表的以交易费用理论为2基础发展产权经济学的工作。

 第八章 二、对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

• 现在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能否形成真正的挑战，并不仅在于指出它理论上的缺陷和它的逻辑结构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这方面已有很多人写了很多切中要害的东西。问题是真正能把杨格的思想变成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却是件很少人做成功的事。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热衷于数学化，而好的思想，如果不数学化，恐怕是难以形成主流学派。而非数学化正是杨格一舒尔茨理论和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庭抗礼多年的体制经济学(Economics ofInstitutions)的最大弱点。
• 舒尔茨指出，以往文献对劳动分工的理解过于狭窄，一讲分工就举斯密的缝衣针制造的例子。实际上专门的企业家，专门的教育，特别是专门的科研是分工的更重要的方面。所谓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只是反映了分工在这些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是在加速知识积累方面，而不只是与物资、设备使用的规模经济有关。舒尔茨还认为，递增报酬现象是普遍的，即使在农业部门这一现象也很显著(见Schultz，1986)。

 第一十章 五、结 语

• 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公认一致的西方经济学，而只有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我喜欢西方经济学术甚于前苏欧经济学术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的理论的高超，而是这种多元化局面。

 第一十一章 新兴古典经济学导论

• 近几年由作者本人，博兰，黄有光，威尔斯发展了一个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新方法，我们称之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NewClassical Microeconomics),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NeoclassicalMicroeconomics)相区别。此文着重介绍这一新理论，以及这一新理论与其他新经济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将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作一些批评并介绍我们的新理论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新理论与以对策论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的关系。第三部分介绍新理论与新的贸易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第四部分介绍新理论与企业理论及产权理论的关系。第五部分介绍新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 在我的一篇论文的模型中(Yang，1991)，有一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冲突,因为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而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28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抵消，人们会选择低分工水平。当交易效率提高时，分工的好处相对交易费用上升，因此市场均衡的分工水平也会上升。当分工水平上升时，市场容量会扩大，生产率上升，商品率上升，贸易依存度上升，生产集中程度上升，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每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专业化的部门数量和贸易品种类数都会上升。我还证明，专业化的商人会在这分工演进过程中出现，城市化也会促进分工的演进。

 第一十六章 六、小结

• 此文简要介绍了由作者及博兰、黄有光、史鹤凌和威尔斯发展的“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新的理论并不是经济理论的革命，而是将经济理论重新进行组织,去掉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绝对分离的假定,将规模经济概念改为专业化经济概念，并考虑各种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意义。在此基础上,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灵魂—劳动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市场组织分工的功能一得以在现代数学化的分析框架中复活。很多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经济发展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贸易现象、经济制度现象都能尝试用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解释。此文也简要讨论了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其他新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一十八章 分工与专业化

• 此文综述有关专业化与分工的经济学文献。有两条不同的古典的研究路线，一条是以亚当·斯密、阿仑·杨格及霍撒克为代表的研究专业化的方法,另一条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方法。当代也有三种不同的研究专业化的方法，一种是以新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假定不变规模报酬和外生比较利益。第二种与近年的新贸易和成长模型有关,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经济的冲突来解释分工的一个方面:产品种类数。第三种方法是解释分工的三个侧面: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及产品种类数。此文特别阐释新兴占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对复兴古典经济学的意义。

 第三十六章 企业理论的新发展

• 科斯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由于他对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的贡献。企业理论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自古诺以来已有上百年历史，科斯怎能对这门古老的学问作出一鸣惊人的贡献呢?原因是企业理论这个词的定义问题。如果我们将企业理论定义为一门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意义的学问，则新古典主义的企业理论不是企业理论，而只是生产理论,真正的企业理论可说是由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所首创。
• 纯消费者与企业分离的假定正是科斯能成名的条件。因为按照这个假定，纯消费者如果没有企业就不能生存(因为他们不生产),因而企业必须预先给定。因此，经济学就不能解释企业从何而来等问题了。所以，新古典主义的企业理论其实不是企业理论，而是在给定企业存在的条件下关于企业的生产决策的理论。这理论研究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和在给定资源时不同的产品的最优组合,因此只是一种生产理论。科斯就是看出了这一点，重新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企业会出现?按教科书，答案是没有企业时，纯消费者都会饿死。这当然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的答案。如果没有企业，人们可以自给自足地生产，绝不会饿死的。一个好一点的答案是，由于有劳动分工，所以需要企业。科斯在他1937年的经典文章中争辩道，这个答案是错的，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劳动分工，既然市场可以组织分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这个问题才是真正企业理论的始点。科斯答道，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法，企业的出现一定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就是企业出现的原因。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而决定的。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增加的费用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不会扩大了。另一个为什么企业会出现的答案是，社会上不同的人对风险有不同的喜好，那些不喜欢冒险的人会成为企业的雇员，而不怕风险的人会成为雇主。雇员拿没有风险的工资，雇主承担所有风险。但科斯反驳道，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一个买卖风险的市场，并不说明我们需要企业，保险的买卖完全可以满足对风险态度不同的人的需要。

 第三十七章 二、由于引而不用多年无大进展

• 另一种理论被称为代理人理论(theory of pricipal-agent)。代理人理论讲的是关于一个有效的风险分担和有效的激励之间的两难故事。当事主(pricipal)看不到经纪人(agent)的努力程度时，有效的风险分担和有效的激励就不可能两全其美，因为事主知道的具体情况比经纪人少，他就搞不清某种不良后果到底是不可避免的风险引起或因经纪人偷懒造成。这种代理人理论很难令人满意，一方面这种理论都是局部均衡或决策模型，不是全部市场均衡模型;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只能称为合约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因为它适用于一般市场合约，而没有企业所独有的特点。

 第三十八章 三、张五常的两点贡献

• 直到80年代初，张五常(StevenCheung，1983)对科斯的企业理论才有一个实质的发展。张五常在他1983年有名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来组织分工，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这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重要发展,因为科斯的经典论文中把企业看成一种市场的代替物。很多浅薄的经济学家抓住科斯论文中的这个缺点，发展了很多关于企业能将外部效果内化的理论。所谓外部效果，是指某些经济活动能影响他人的福利，而这种影响却不能通过市价来买卖。汽车排放的废气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效果。外部效果概念被很多经济学家用来鼓吹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也被有些人用来支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争辩道，由于有外部效果，市场是没有效率的，所以企业就用企业内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管理，将此外部效果变成可以被利用的了(即所谓外部效果内生化)。
• 张五常的贡献有两点。他首先指出，外部效果是没有意义的概念。问题的实质是交易费用。把清洁空气变成可以在市场上能买卖的东西，就需要界定清洁空气的产权，这界定的费用可能太高，不明确界定产权，会造成事后的交易费用(表现为激励机制中的问题)，所谓外部效果问题，实质是这两类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问题。前一类交易费用增加可能使后一类交易费用减少。这种冲突普遍存在于所有商品的交易中，并不是空气污染问题中所特有的(参见Cheung，1970、1983)。张五常的第二个贡献是，他的企业理论说明，当企业用劳力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时，劳力市场上的外部效果(如果真有所谓外部效果的话)会代替中间产品市场的外部效果。由此，企业内化外部效果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例如，劳动合约会产生工人偷懒造成的事后交易费用，这种费用类似产品市场上的外部效果，而要减少这类事后交易费用，就要增加事前的监管交易费用,两种交易费用的冲突与在产品市场上的类似冲突大同小异。按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高于用来生产此种中间产品的劳力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张五常的企业理98论虽然很有创见，但是却很少有人引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用数学模型表达的。而他发表此文的80年代，已是企业理论数学化的年代，非数学化的理论是很难被主流教科书所吸纳的。即使是科斯的经典企业理论，最好也是落个“引而不用”的下场。但是科斯本人深懂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他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的思想和对企业理论的贡献。
• 企业理论的正式模型有把对风险不同态度理论变成数学的模型，有经纪人模型，分层理论模型。除此之外，还有工业组织理论中的自产和购买决策模型(model of procurement vs. self-provision)和厂商信誉模型。这些数学模型背后的思想都远不如科斯和张五常的思想。而把科斯和张五常的企业理论第一次变成数学模型的是我和同事的一系列论文(见Yang 1988，Yang and Ng1993，1995)。我将在此文的最后一部分介绍我们的数学模型。
• 科斯的第二个贡献是关于产权理论的(见Coase，1960)。科斯的产权理论常被人称作“科斯定理”。这其实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定理，只是一道命题而已。科斯命题是:“当不存在交易费用时，不论产权作何种分配，经济效率不会受影响，而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产权的分配可能会对效率有影响。”科斯命题是针对外部效果理论的。以污染为例，在无交易费用时，不管是开汽车的人有权排放污染或受污染所害的人有权对排放者索赔，市场上自愿的合约都会使排放水平达到最优。如果开汽车的人有权排放污染,则受害人会出钱买通排污者，如受害人有权索赔，排污者会出钱排污以增加自己使用汽车的方便。在两种情况下，排污水平都可在市场上取得对社会最优的水平，因此政府不需要干涉，只要界定谁有权排污，谁有权索赔就行了。市场上的自愿的合约会自动找出社会最优的排污水平，这水平会将排污好处(例如可以增加生产，减少汽车成本等)与排污的害处之差最大化。科斯对交易费用出现时，产权结构可能的意义没有深入阐述。后人大多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第四十一章 以对策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新发展

• 以对策论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是目前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其“纳什均衡”、“子对策完美均衡”和“序贯均衡”(或称完美贝叶斯均衡)三个概念，至关重要，本文对此有简明扼要的介绍。标准经济学教科书对经济系统中的竞争行为往往采用大而化之的描述。例如，假定市场中人数极多，每人无法操纵价格，因此每人只是在给定价格条件下调节买卖量来追逐最大利益。因此，人与人自利行为没有直接的交互作用,每人不论他人如何决策,都只是调节自己的决策将利益最大化。这当然不符合现实世界中的对策行为。市场竞争对手都是互相应对，最优决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竞争对手策略的变化而变化。自从大数学家、计算机专家、经济学家冯-诺依曼(von-Neyman)50年代初提出对策论以来,经济学家用了四五十年将其吸纳入主流学派。最初，对策论只是在经济学家看为“小菜”的运筹学和管理学中发展，或只运用在寡头竞争等个别问题上。但近10年，对策论开始登堂入室，成了第一流经济系研究生微观经济学的主要教科书的内容。

 第五十二章 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我是一个自己有一套独特的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看了他的书后，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让我记录下我读哈耶克著作的感想，与读者分享。
• 大多数对社会主义进行评论的中国人，多是从社会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评论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不容易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的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因此，少数人总会利用在制度设计中的垄断权来损人利己。
• 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分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当时我并未读哈耶克的书，但看了他的书后，才发觉，他的思想涵盖了我的想法。细想起来，我大概是看了弗利曼等人的书，间接受到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再看看其他人讲到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看过哈耶克书的人都会发觉，这些思想都是他所首创的。
• 哈耶克的思想其实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方法派，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能用数学最大化问题求解,理性经济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能用一般均衡或对策论来求解。很多这个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往往热衷于用数学模型来证明“市场失灵”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经济学家，以数学模型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的优越。哈耶克的思想与这类想法都不同。他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作出贡献。例如:很多破产的企业，就为成功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 我是一个热衷于数学模型(包括对策论模型)和新的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但凭我的直感，我觉得哈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也许数学模型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之后，我们能用非常复杂高深的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哈耶克的假想。遗憾的是，现在用数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138在我看来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更为可惜的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样一个从浅薄到高深的渐进和积累过程。
• 哈耶克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他认为，国会立法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游戏规则有关，例如专利法的通过;另一部分是与社会需要什么有关，例如环境保护法的通过。哈耶克认为，后一部分应属行政当局的政策，而不应属于立法。这两部分的活动应该分开，不应该由一个立法机关来做。其理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于参加游戏者个人的不同目标，那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统一的。如果立法当局为社会制定共同目标，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社会就会走向“被奴役之路”。
• 中国改革者中流行过的观点:“竞赛中的裁判绝不能与参赛人发生角色混淆，如果裁判可以参赛，则游戏绝对不可能公平”，也是源自哈耶克。这个观点意味着社会主义国有制正是让有裁判权的政府自己参赛(办国有企业)，这就使游戏规则不可能公平，因而经济不可能发达。不少人对哈耶克自发秩序的思想质疑，因为拿破仑等伟人控制下的政府，都曾通过立法对制度形成有过看得见的影响。但哈耶克认为，这种政府的有意行为也是受各国政府之间在制度试验中的竞争这只无形之手影响，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秩序的形成仍然是自发的。

 第五十三章 最近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 今年上半年笔者利用学术假之机于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在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了3周。其间应邀在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宾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世界银行等处讲学，收集到很多最近理论研究发展的新信息。虽然中国经济研究是我的副业，但此次却相当意外地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新研究成果。此次美国之行，经济学术界对中国、俄国、东欧经济改革研究的极大兴趣使我非常吃惊。很多以前搞纯理论研究的有名经济学家现在都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工作
• 过去，在比较制度经济学方面做研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是经济学界的高手，搞纯理论的经济学家都有点看不起比较经济学，认为那是没有什么高深数学和理论的非主流的东西。很多名牌大学根本不开这方面的课,以此为专业的学生也不太好找工作。以芝加哥学派的看法，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它应适用任何经济制度的分析，经济学之外不应该有只适合于某种特定制度分析的经济理论。但是，这种情形目前似乎有些改变。这个改变的中心似乎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以学术风气之自由著称。以经济制度的研究而言，有一个阵营强大的经济学家圈子。圈子中的人有非常左的魏茨曼和非常右的萨克斯、科尔内。比较中性的有数理经济学家马斯金，对策论专家富登伯格，企业理论和合约理论专家哈特和公司财务理论专家什莱福。

 第五十四章 二、分析中、俄改革的模型

• 钱颖一的序贯对策模型讲的是如下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却相对而言很硬。所以，如果自由定价，则国营企业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他们会争得很多资源去生产一些最后可能完全无用的重工业投资项目，而消费者却很难得到消费品。所以，在这种不对称的预算约束安排下，自由价格制度可能反而会产生很大信息歪曲。这时，如果政府控制价格造成基本生产财的短缺，反而有助于限制国营企业的无限投资扩张，因而对消费者有利。以前，人们都说价格控制和短缺不好，而钱颖一却证明在预算约束不对称条件下，价格控制和短缺可能有助于减少信息歪曲，而自由价格反倒可能使消费者吃亏。结论是一一解决国营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比价格的自由化更重要。他这个模型要非常熟悉序贯对策论的人才能读懂，他并没用序贯均衡这个词，因为行内人已十分熟悉这类模型，而行外人却可能会一头雾水。这个模型对搞纯理论的人来说十分有意思，不但是因为模型与时髦的序贯对策理论挂上了勾，而且结果相当意外，与经济学家中流行的观点不符(搞理论的人最爱这种常识不能预见的意外结论)。但另一方面，模型的结果却与中国大众的切身体会一致–价格自由化在产权关系不改革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五十五章 三、与经济界流行观点不符的结果

• 钱颖一与罗兰和魏加斯特最近又有两篇论文将这种分析方法用来研究所谓中国式的联邦主义。他们将毛泽东的行政分权(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与邓小平的区域分权(RegionalDecentralization)相区别,认为区域分权已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联邦主义，各省与中央的关系虽然以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权为特征，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已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有一些制度性安排，是谓中国式的联邦主义。笔者与哈佛的社会学家沃尔德也有相同的看法(见Yang，1994;Walder，1994)。我们的观点与王绍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国的区域分权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隐忧。而我们认为，区域分权和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形成了改革的动力机制，其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大于其不稳定的作用。在美国住过相当时144间的人对美国联邦主义制度对其经济发展的贡献一定会深有所感。宪法给各州以立法权、收税权，禁止各州对州际贸易抽税，使得50个州形同50个经济战国，但却互不打仗、互不抽税。人民以脚投票，哪州的税制最好，哪州的公共设施最好，就向那州“移民”，逼得各州拼命发展高水准的公共设施，又不敢收太高的税，这种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称为政府服务市场，使得美国成为以最低成本，建成最发达的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国家。传统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效果造成的信息歪曲，在美国已部分地被这种联邦主义形成的政府服务市场所内化。

 第五十九章 七、社会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之处

• 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时，萨克斯将我们的理论发挥，写成一文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周期。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可以充分利用模仿的潜力有相当成功的工业化。但模仿的潜力耗尽和分工变得愈来愈复杂后，它破坏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的弊病就会愈来愈突出。他特别强调台湾式的跳跃式工业化是以模仿西方的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础，而前苏联式的跳跃式工业化则破坏了这些基本法律制度，而模仿这些法律制度创造的工业化模式和组织。所以，是模仿了皮毛，而丢了根本，其后果无异于杀鸡取卵。这种结论目前对中国仍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模仿港台的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如搞特区、出口加工区但却坚持国有企业制度)。另一种改革思路是在财产法、公司法、平等竞争法方面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而让市场和私人企业去自动寻找新工业化模式。上海目前的大发展和长江三峡工程中都有很浓的第一种改革倾向。
• 我在哈佛的讲演中对中俄改革背景的差别也有详细分析。我强调，毛泽东思想不同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张群众路线。特别是在“文革”中，他使计划体制和国营企业完全瘫痪(可谓中国的震荡疗法)。使得一些类似温州的地方，私人经济和非中央控制的地方经济得以趁机发展。由于国有企业变得不像前苏联那样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而分出地方国营、社队企业，所以等到中国搞地方财政收入留成制时，就出现了罗兰德、魏加斯特、钱颖一所称的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而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是中国在没有私有化时的真正改革动力。毛泽东间接地破坏了前苏式计划体制，造成市场和计划都不灵，因而50年代创造的相当高的分工组织没有机制来协调，这种协调机制的真空形成了某种分权制度必然发展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原因。因此，中国反而因祸得福。但是，如果我们回忆文革的惨祸，没有人会同意，那惨祸正是今天改革成功的条件。所以，对俄国目前的改革中的困境，有远见的人也不要轻言俄国的失败。俄国目前的困境，从长远而言，也可能像文革一样，起到间接的好效果。笔者这

 第六十章 如何用当代经济学观察中国经济

• 我所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最易教的是数理经济学，最难教的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之所以难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所以，难不是难在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是难在要进行理论创新。我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和港大经济系教“中国经济”时，常常从选择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理论着手。在这些教学过程中,我积累下来的讲义，也许对人们观察中国经济问题有帮助。此文将选择这些讲义中一些有趣的部分向读者介绍。
• 可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基础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大流派。第一个流派是所谓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或称价格理论。这个流派中又分为互相敌对的两派，一派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另一派是以佛利民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学派。这两派所依据的基础理论，都是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种模型假定经济制度、可用资源、技术条件和人们的嗜好是外生给定的，人们在给定这些条件约束下的自利行为，会产生供给和需求，供求相等的条件决定价格，而价格决定资源配置，也部分地决定收入分配。之所以说“部分”，是因为初始资源分配也会影响收入分配。比如，我在参加市场买卖前有一两黄金，在市场买卖后，我的收入由金价和我以前持有的黄金数量共同决定。其中价格是事后才知道的，而初始财产的物理数量却是事前已知的。兰格声称，即使我们保持所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权，但私人只有对消费品的所有权，一种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让价格制度发挥分配资源的作用。这种制度运作的方式是，让政府按照供求差调节价格，供不应求提高价格，供过于求降低价格，同时将企业经营权分散，让厂长们按照价格条件把利润最大化。这种理论与后来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及目前中国搞的承包制和价格调节都有共通之处。

 第六十一章 (二)自由市场学派

• (二)自由市场学派上述这种理论受到自由市场学派的批评。佛利民声称，价格制度只有当它能提供激励时，才能真正传递信息。而“市场社会主义”希望没有私有财产的激励，但同时价格却能传递信息。佛利民指出，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激励，人们没有诱因去获取信息，价格制度因而不可能传递信息。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公平竞争,则人们讲假话的动机不会受到抑制，因而价格也不可能传递真正的信息。所以兰格片面强调价格本身变动的作用，而佛利民却强调自由进入、公平竞争、私有财产这些价格制度运作的基础。显然，佛利民的论点比兰格的更为令人信服。试问，为什么厂长要使利润最大化?他的诱因只与上级的奖罚有关，而上级为什么要将利润最大化并按供求相等的原则定价?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显然找不出这种动机。一是因为企业不是上级的私人财产,他没有动机去真正关心利润，二是因为一旦上级有了操纵价格产量的垄断权力，他一定有诱因利用这种权力去损人利己。问题就是在这里。

 第六十二章 (三)x无效率

• (三)x无效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最近的一些代表人物提出一个新概念，称为x无效率，与资源分配无效率相区别。所谓资源分配无效率，意味着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与有效率的相对价格不符，因此，各种产品的相对比例没有在给定技术、资源条件下将福利最大化。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府对一种产品抽税而对另一种不抽税,则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但是，即使有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厂商在技术上还是尽可能大量地生产产品。比如，如果生产10斤食物，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所有余下的资源还可生产10辆汽车，这是x有效率的。但如果人们喜欢20斤食物加2辆汽车甚于10斤食物10辆汽车，而两个方案技术上都可行，则10斤食物10辆汽车是x有效的，但资源配置无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家提出了x无效率概念，但并未深究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有x无效率，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x无效率的问题。但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是相当有意思的。比如，我向学生提出一个考试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中私人大企业的垄断权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营企业垄断权的根本差别是什么?”很多学生只答对了一半。

 第六十四章 四、国有制是问题的根本

• 这种坚持国有制的底线，造成了许多两难的矛盾。比如城里的国营大企业技术装备好(因为有资本市场的国家垄断)，却因没有对企业剩余的私有权，所以x无效率极为严重。而乡镇企业正好相反，没有好设备，但x无效率要比国营企业低得多。于是就有了先进设备技术与x有效率不可兼得的两难局面。这种两难局面，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大阻力之一。
• 另一个两难困境是，供不应求造成价格上升不能刺激供给的增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铁路运力不足，有很高的涨价压力。但政府垄断铁路经营，一方面出于垄断利益，不愿大量增加供给，另一方面由于x无效率也无能增加供给。所以，如果放开铁路运输的价格，涨价的收益都会被垄断利润和x无效率吃掉，而不能刺激资本有效地向这个部门流动。如果政府控制价格，则价格控制造成租值流向中间商。由于资本市场的国家垄断，中间商不可能把这种租值转化为有利可图的铁路投资，所以涨价并不能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造成了合理价格与社会紧张之间的冲突。涨价不会有效地刺激供给，只是徒然增加社会紧张，使消费者从过去低价所得的一部分好处，强行转给中间商或垄断性生产者。整个经济效率没有改进，反而制造了政治冲突。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比如商业利润上升不一定能刺激大规模高效的专业粮食私商的发展，粮食涨价不一定能刺激粮食的供给。其病根是政府垄断了中间商业，垄断了资本市场，使中间商业不能有效地传输刺激讯号。
•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自由进入、自由的资本市场，对资产的私有权、价格制度运作及对企业剩余的私有权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价格改革中出现的社会紧张及通货膨胀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种产品相对于另一种产品涨价就会通过资本劳力市场的运作，刺激资本和劳力，从其他部门转入这个部门，经过一段调节时间后，有效率的均衡又会建立起来。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劳力和资本市场是被政府垄断，所以一种产品涨价不一定会刺激资源配置的有效改变，而是强制把一些人从低价得的好处转给另一些人。因此，第一种调节是把饼做大，第二种调节是彼此互相抢夺有限的饼，所以造成社会紧张。

 第六十五章 五、产权经济学与价格管制理论

• 张五常教授对价格问题背后的产权问题，有极深刻和独到的理解。在他自认为他最重要的论文“价格管制理论”中指出，价格管制的实质并不是造成供求不平衡，而是把一部分租值变成任何人都可合法抢夺的“公共财”。比如政府管制火车票，表面上造成火车票供不应求，实际上政府等于宣布市价和官价之间的差(租值)，是可以合法偷抢的公共财。谁得了一张票，谁就无偿地得到了这个租值。因此,价格管制实际上是号召人们去偷抢租值。于是，人们去排队企图得到这种“无偿”的租值。这种抢夺租值的行为，大家会打得头破血流，使租值被争抢的损失完全抵消。
• 为了避免这种被张教授称为的“租值耗散”,人们的自利行为，会建立起一些较和平和较有效地争抢租值的规则，例如排队，先到先得就是种规则。在这种规则下，人们可以发现，专业排队是节省时间、提高争夺租值效率的有效办法，于是专业倒卖车票的人会出现，以改进分配租值的效率。如果政府限制倒卖，则会使更多的租值在无效率的排队中耗掉。那么，政府为什么要玩这种游戏呢?按照张的产权理论，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会制造出一种不受私人财产支配，而受政府支配的“公共财”。例如，如果市价和官价没有差别，那么，企业没有理由要把产品卖给计划机关。政府故意使官价与市价不一样，所以政府可以威胁企业，如果你不以官价卖给我，我就不以官价给你原料。只要政府对一些关键大企业的控制有效，则用这种办法，政府可以控制相当的租值，用这种租值来控制所有企业。如果没有市价与官价的差别,则政府不可能直接控制租值，而只能在市场上与别人平等竞争,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故意歪曲价格，制造可以由行政当局操纵的租值，是维持国营所有制垄断的一种手段。

 第七十二章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

• 中国的发展受两个大局影响，一个是各国争国际实力地位的游戏，决定了中国非回到市场经济不可，这个大局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第二个是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试验成功过渡方式中的竞争。因此，当前东欧俄国私有化的试验对中国经济改革前途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东欧私有化试验花样百出，的确大开了所有关心改革的人的眼界。但总体而言，东欧俄国经济都是乏善可陈，甚至一塌糊涂，连民主德国也不例外。对这些改革的理解会决定将来中国的试验模式。这方面的讨论正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比较容易读的材料应首推《经济学透视》1991年秋季关于东欧改革的专号。就我的总体印象而言，东欧改革的问题与经济学本身的问题有关。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大致谈一谈这些问题。
• 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本身的不成熟往往估计过低。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把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搬去分析东欧经济，提出了震荡疗法方案，当时热门一时，但最终将被证明为一失败的建议。美国人做学问急功近利，太商业化，搞出来的东西往往是炼金术式或炼丹术式的东西，极容易把人弄死。现在这些一窝蜂研究东欧改革的美国经济学家们，20年后，人们根本不会记得他们的东西的。其原因在于，现代经济学本身根本无能力回答东欧改革中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中心是价格制度和资源分配问题，而东欧改革中的问题是经济组织演进和体制演进问题，产权制度的变168

 第七十三章 一、中国改革的重点

• 这些教训对中国的意义是一-(1)产权制度变化，产权方面立法比价格改革更为重要。(2)在财产权立法不完备，私有财产发育不全时，不要轻易破坏原来特权制度下的诱导机制，以至使复杂的分工组织瘫痪。(3)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用立法来保证各种企业经营、批发商经营、银行经营。只要各种开办经营大型商业组织、工业企业、银行有了法律保护，整个改革就会上轨道。国营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也会有了动力机制来改变自己。所以，观察中国改革的前景不要太注意价格改革和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而应该注意私商、外商是否能经营批发商业、汽车制造、银行等行业。广东的成功经验自然是香港私商打破了政府垄断开办企业权的局面。只要私人有了开办企业权，价格自由化和国营企业改制就有了根本动力。因此，最近允许外商经营百货业和银行业的新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前途会有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这种政策与现有的法律制度，以至宪法都有不相容之处，因而造成了极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 另外，一个改革潜力大的方向是通过一个土地法(现有的“土地管理法”禁止土地买卖，其实是与任何财产法原则不相容的)，整顿中国的地权,将土地产权买卖法制化。现有的优惠政策，虽然也在发展土地市场,但由于优惠政策与法律和宪法不相容,其造成的弊端会大大抵销其有限的优惠效果。但是我认为，政府并不需要特意扶持私人或外资企业，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模仿日本的平等竞争法，制定一部平等竞争法，并把财产法、合同法、仲裁法这三个基本经济法律完善，把与此三法相应的司法和执法机构大大加强和发展(例如达到每100人有一个合格律师的水平)，则其他一切都会慢慢上轨道的。

 第七十四章 二、社会主义的弊病是否在多管

• 社会主义的弊病不在于政府管得太多，而在于政府没有通过一个分层结构来管理经济。西方的政府，只管立法、司法、执法来调节企业活动，制定制度来管私人企业不管的事，并用税收为这类活动提供财政支持，这是管理学中的不管原则。政府应该关心无人管的事，然后设立制度，让私人企业或独立机构将其管起来。一旦上了轨道，政府就不应管了。这种不管原则将管理分了层次，政府能通过这个分层机构间接管理很多事，因此，部分私有化的功能正在于提高政府通过分层系统管理经济的能力。所以，改革后的政府应该有更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改革过程中，文官体制的改革不可忽视，除了精简机构，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和文官体制外，发展廉政机构和大幅增加合格官员的工资应该同时并重。很可惜的是，自从世界银行1983年提出这个建议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没有重视给干部大幅加薪的事。这也可能是没有民营化的成功，加薪是政府无法负担的。现代文官体制和现代税制、福利制度的发展，中国政府应有很多东西可向西方国家学习，世界银行也一直在出钱鼓励中国政府这方面的发展。我对中国文官体制这方面的发展不是很悲观，因为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文官制度传统。

 第七十七章 三、长期解决问题有赖民营企业的发展

• 三、长期解决问题有赖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所以上述分析应打很多折扣。首先，中国的景气循环与资本主义的景气循环有差别，因为中国大部分资产是国有的，投资决策人对投资后果不负责任，所谓软预算约束可能使经济过热。这种过热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效率的景气循环不同.以中国特有的集团消费为例。资本主义的公司的财务开支，最后都是由公司所有人付，所以，这类开支不会无限制膨胀,因为私人财产决定了预算约束是硬的。而中国国营企业的集团消费和投资可以无限制膨胀，因为哪怕是失败的投资，投资决策人也可以不负责任。这种大锅饭制度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危机，而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的行政纪律约束是这种经济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问题是目前中国离民营化距离还很遥远，惟一有效的对国营企业的纪律约束还是行政约束。宏观调控对一个国有制企业在没有行政约束时基本上是无效的。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确有经济过热的问题。而通货膨胀不光是个货币供给量增加和正常景气循环问题，而且有一个国有制加上不完全市场经济在景气时期更容易暴露软预算约束的短处，使投资效益下降的问题。

 第七十九章 五、对改革循环趋势的乐观看法

• 最近，所谓经济过热的一个新特点是，国营银行在资本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已被动摇。很多股份公司通过集资等形式用高利率与国营银行争资金。国营银行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不再愿意向亏本的国营企业贷款，而更愿意向回报率高的股份公司或集资项目拆借资金，是为“资金体外循环”。有人说是金融混乱。其实，这是一种朝市场秩序的发展。在这种秩序下，资金应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亏损企业应该破产，让那些付得起高利率的银行淘汰那些在竞争性利率下无法赚钱的银行。

 第八十章 六、社会需要一个学习过程

• 前一段，由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时期的特色,使很多港台，外国商人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弊病不加注意，因此曾对与中国做生意可能发生的问题估计不足。而当经济进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阶段后，人们对落后的中国经济制度的毛病会看得更清楚,但却可能忘记中国模仿资本主义组织和在今后20年经济起飞的潜力.这都是做中国生意时易犯的错误。作为经济学家，有些人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却无视在改革没有完成时，用行政约束对付“一放就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另外一些人却过分看重加强行政约束的必要性，但无视解决问题的治本方法是认真推行改革，这两种偏颇都是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应该避免的。
• 以我观察中国经济的经验，也许能作如下总结:中国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与香港的通货膨胀及西方国家的景气循环不同，它主要是由改革周期引起的。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路，因此在这个过程完成前，改革循环总是不可避免(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但每一个改革周期后，市场化都会有进一步发展。而周期的长短和幅度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会使与西方类似的景气循环变得愈来愈明显，这种趋势是加强经济周期的幅度。第二，中国已于1990年左右进入经济起飞期，由于中国市场广大，劳动分工演进和商业化的潜力大，模仿港台的新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大，所以大约会有20至3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种起飞的动能可以大大削弱景气循环的幅度，使之变得不明显。第三，民营企业发展的进度对改革周期会有决定性影响。民营企业发展得愈快，改革周期就会消失得愈快,因而使中国的发展模式向台湾和香港的发展模式靠拢。台湾从60年代进入起飞阶段后，有2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而景气循环不明显，基本上没有失业和萧条。如果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很慢，则改革周期还会延续，而且这种改革周期的模式也会不析变化。例如1988年经济过热时，行政收缩手段相当有效，政府的紧缩政策本来意在打击私人部门保护国有垄断部门，但实际上对国有部门的打击比对非国有部门要大，一旦经济复苏，私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又发展得快。这次经济过热，很多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从上次学到教训，发展出一些对付紧缩政策的办法，打破了政府对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垄断，出现了所谓国有资金“体外循环”即通过官办的投资公司或准私人股份公司在灰色的资本市场流通。这种奇怪的金融体制在银行民营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前会对改革周期起什么作用，还是个人们没有经验的问题。政府目前对这种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动向的激烈反弹，一方面有“一乱就收”和加强对银行的行政纪律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反对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意义.加上增息、控制货币供给等宏观手段有针对正常景气循环的作用,因此,政府政策的后果变得很难分析。

 第八十五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 199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降温的一年，这年内不少投资人实际体会到国内经济发展制度上的瓶颈。最近，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文给中国经济热泼冷水。他引用数据证明，当年苏联30年代、50年代起飞时，成长率不亚于今天的中国，但是由于毁弃了有关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用中央计划经济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当模仿的潜力耗尽后，破坏私有财产和市场而造成的痼疾就会暴露出来，使经济成长前功尽弃。今天，中国模仿港台的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但基本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彻底改革，所以也还有重复苏俄覆辙的可能。最近，中国实行户口准迁制度，仍然由政府控制是否允许人民迁移的批准权。政府对资本市场，金融业的垄断是与官员对领土的管辖权相结合的。所以，在某地开办大型企业，必须要当此地的父母官，你才能得到资金及支配地产的权力。这使国内人民自由创业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也使地方政府创办的企业在扩展和区域合理布局上受到极大限制。
• 中国避免苏俄悲剧的机会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港台商人把现代法律制度带到了国内，例如港商在深圳违反中国大陆宪法，把土地买卖的复杂契约制度带到中国国内，使得去年实施的房地产法吸收了西方制度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加上中国目前的区域分权制和财政联邦主义,使各省之间有了更多试验不同制度的机会,并有了一定的制度竞争，而东欧各国，俄国在过渡时期的各种制度试验也使中国得到更多信息，这些都有助于避免苏俄的悲剧。最近，中国发展产权市场，让中外私商收购和吞并一些国营企业，并拟议容许外商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就大大增加了避免苏俄悲剧的前景。

 第八十六章 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

• 朱镕基副总理1994年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第一，大力推动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与农业及商业银行分家;第二，让独立于政府机构的合作银行及信贷合作社合法化，并将国营商业银行与其他政府机构尽量分开;第三，将政府的项目投资计划与银行的贷款业务分开;第四，推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这些改革迎来企业家，特别是私人企业家一片叫好声。特别是第二项改革，给很多私人股份公司开发银行业务打开了大门，马上有不少私人股份公司跟进创办了不少私人信贷合作社。其效果类似台湾的金融业自由化改革。

 第九十四章 八、结语

• 此文简要评述了产权经济学近来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所有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都说明，一个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虽然中国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是改革日程表上的事项，但私有化运动却是个很不明智的口号.因为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私有化运动与法治精神不合，也与哈耶克的洞见相冲突。在哈耶克看来，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只能通过产权的自由和自愿的买卖自发地形成(Hayek，1944、1945)。所以，中国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是发展财产法、公司法、平等竞争法，废止或修改现行法律中与这些基本经济法不相容的部分。在这个自发渐进的过程中,中国文官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1984)，中国政府高官的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来自特权。而后一部分远远超过前一部分。在这种待遇结构下，商业化和私有化的发展会使政府腐败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解决的办法是，将官员的工资提高到能在市场上买得起目前通过特权提供的收入的水平，然后让官员通过市价去买这些特权提供的商品。这样既可以高薪养廉，也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因为那些特权商品在市场按市价售卖的收入足以抵消工资的增加)。有了这种政府官员收入结构的改革，加上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和私有化的成功，则官商不分的弊病才能彻底根除。

 第一百零章 六、结

•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之时，许多外国商人都期望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尽管外生比较优势很明显、巨大的市场却并未出现，因为中国农民所需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是自给的，这应归咎于界定产权的效率低下。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说明了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准确预测市场大小这样一个观点。本文的发现实证地解答了这个难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的大小与商品化程度以及分工程度有关，它取决于与制度安排有关的界定产权的交易效率。随着更多的私有产权被制度化，市场的范围、生产率以及内生比较优势都会增加，因此即使外生比较优势不变，外国商人也可以预期中国人对他们的货物的有效需求会增大。尤其是产权结构改革使组织效率改善，从而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直接扩大了市场。如果考虑到中国农村八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辽个观点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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