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sible or impossible”这是薛定谔的猫。

俾斯麦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the art of the next best.”）。“为了争取国内的民意支持，作为一个反民主人士，他却主动开放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一个反社会主义人士，他却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俾斯麦以其灵活的铁腕改变了德国在地图上的样貌，获得了“政治现实主义大师”的标签。近百年后，这种灵活性，重新在一个老人的猫论中开花结果，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让东方重回世界的聚光灯下。

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简明扼要的入门读物。虽缺乏学术深度，但它的浅尝辄止，让读者可以一窥堂奥。在这30讲中，刘瑜像个尽职的导游，匆匆带领读者浮光掠影，打卡一游这五光十色的世界政治实践园地。

这是一个内容庞杂的研究领域，非区区一本通俗读物所能涵盖。

阅读专业领域的经典可以挖掘出更深远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但很多经典都需经过时间的过滤，所以阅读的过程中常常存在明显的距离感时差感。

刘瑜用很多近期事例来进行分析，深入浅出地导出一些基本原理，使阅读有一个很好地与时俱进的体验，这也体现了师者引导的重要性，这是本书不可多得的价值所在。

如果读者自己可以利用已知的专业知识，去丰富阅读正在进行的现实，获得像刘瑜那样的思考分析，这可能就是一种学术阅读的尝试与探索。

本书在厘清基本概念后，主要从当今世界的一些现实问题出发，以分析“转型”入手，分别在国家层面，文化观念，以及经济领域探讨了“可能性的艺术”的外在表现——成为塑造paradise or hell的一股力量。

全书写得最出色的部分，还是刘瑜一再反复探讨的有关“观念”的内容，在某种方面它契合了古斯塔夫·勒庞：“文明变迁往往是由人们思想上的深刻变化引起的。历史上真正的动荡并不因其规模大小或剧烈程度而震撼人心。唯有那些发生在思想、观念、信仰以及能引起文明更迭的变化才是重要的。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件实际上都是人们思想变化的外在表现”。这恰是刘瑜所言的“观念的水位”。

同时，也推荐作者其他的两本书《观念的水位》《民主的细节》。

金句摘录：

☘️社会科学的洞察力：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

☘️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

☘️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发展，但也给所有的民族带来了文明认同的危机。

☘️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

☘️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社会歧视比政治歧视往往走得更远。

☘️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

☘️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

☘️试错，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婚姻限制了我们的恋爱自由，但是它所提供的清晰“归属权”也限制了没完没了的恋爱纠纷。

☘️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当观念的水位太低，所谓宪法就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废纸而已。

☘️过于细密的官僚体系、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

☘️思想家韦伯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官僚制，本质上是家产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现代官僚制。

☘️历史上绝大多数悲惨不能留下任何记录。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

☘️纯粹的权力之争或者利益之争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

☘️很多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太追求彻底。

☘️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

☘️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

☘️“平庸的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

☘️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现代主义走极端，可能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价值走到极端，也可能成就压迫性的等级制度。

☘️价值观冲突不是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艰难无比。

☘️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

☘️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

☘️在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未必是光明的未来，而更可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过去。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

☘️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

☘️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说，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喀麦隆顶部5%的人口，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人和津巴布韦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

所以说，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只要是社会问题，答案几乎从来不可能“简单”。尤其是一个断断续续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问题，如果至今悬而未决，一定不是你一拍脑袋就能想到解决方案的，不然为何前面几千年从来没有人想到？

☘️现实很重要，但比现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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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第一章 全球视野

但是，建立一个政治比较的坐标系却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个政治坐标系应该衡量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政治问题

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

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2. 和平的“爆发”：一个黄金时代？

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全景慢慢切入微观，以此获得认识事物的比例感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3. 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很大程度上，国际体系影响国家的命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命运影响个体。

……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其中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而当权力转移到观念与利益不同的国家时，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变化。

霸权国家当然历史上常常有，自由国家在当今也不少见，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同时是霸权国家，是历史上非常难得的组合。

真正事半功倍的霸权其实是依靠软实力来争取人心，如果你经济发展、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更自由更幸福，其他国家往往会主动向你靠近，主动入股你的阵营，这才是聪明的霸权。

的核心观点是，自由霸权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民族情感，因为世界各国总有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会抵抗外来的自由主义。他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美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国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们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归属感，是文明的认同，你非要塞给人家你的自由主义，结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美国的国际霸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能够收放自如的政策。

4. 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的经济后果

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5.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全球化不仅仅带来商品的流动，而且带来人的流动、观念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但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的流动就不是对称的，过去二三百年，文化的流动主要是西学东渐，而不是东学西渐。比如我们熟悉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西方来客，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第二章 政治转型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

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威权制度下的权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势，长期得势，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

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

某种意义上，越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越有可能转化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最强烈的乐观容易陷入最深的失望，而最深的失望通向最强烈的悲观。

7.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2）

政体转型根据定义就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组，这种抢人饭碗、砸人饭桌的事情，怎么可能一片祥和？

民主转型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它往往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进两步、退三步

所以，在当代，有各种经济的、国际秩序的、技术发展的原因在支撑民主的韧性。但是今天，我想格外强调一个因素——观念的因素。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当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韧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

经济发展让权利不再奢侈，技术让观念传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让社会动员成本降低，而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治动荡的缓冲剂

8. 法国往事：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

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不同的国家，也是比较历史与当下，从中获得一个更辽阔的认知尺度

，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

严格来说，英美革命本质上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经济革命、社会革命。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

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

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如果你觉得“万众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001个声音。

现在，问题来了。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

10. 南非：转型何以软着陆？

。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

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胜利者的宽容，只是南非转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失败者的耐心。很多时候，民主转型成功与否其实不取决于胜利者，而取决于失败者。失败者不接受失败，因为输棋而掀翻棋盘，成为无数转型走向失败的拐点。

南非的转型软着陆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奇迹，或许就在于胜利方和失败方同时守住了政治的底线。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立阵营中只要有一方守不住底线，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开启恶性循环

11.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1）

民主的维系是一码事，它是否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则是另一码事。

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因为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

政体有限论。一定要抵制用政体解释一切的诱惑，不要轻易在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

12.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2）

政治就像是一条鱼，是养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水池当中的，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

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社会歧视比政治歧视往往走得更远，常常是政府迈出一步，社会就已经冲出去十步，以至在很多时候，政府常常不得不像印度政府一样，充当一个缰绳的作用，把社会给拉住。

我称之为“认同逻辑对理性逻辑的碾压”。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

13. 伊拉克：铁腕强人是救星？

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第三章 国家建构

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我们知道，古代世界是没有清晰的主权国家观念的，那时候的领土边界是极具挥发性的。近代之前的政治单位的主角是什么？是帝国。帝国的属性又是什么？是扩张。不断扩张直到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正是因为权力的集中化很困难，领土边界的挥发性很强，所以“国家建构”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非常艰难。我们当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体系中生活了很久，容易忘记这种艰难。事实是，人类花了几千年才慢慢实现了权力的相对集中，目前200个左右的国家数量就是这种“相对集中性”的体现

这种清晰性，固然有其代价——比如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比如限制人道主义干预的程度，但是它也以这种蜂巢式的结构缓和了没完没了的边界暴力冲突

15. 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比较政治学的轮回

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民主的表现会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许多新兴和现存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有跟上人们对于民主的需求。没有成功地建立现代的、良治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阿基里斯之踵。

当然是“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过，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从分散走向垄断。

一只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只要那只老虎病得更严重就行。

不存在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所谓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这个政府盖了章的小本本，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房子拥有的所有权利，至少从法律上而言，从此有了一个暴力机器的保护。

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

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

16.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右的政体形态变化，是一个迟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变”。

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权力从蜂巢结构走向了金字塔结构。

在封建体制下，所谓“领主的领主不是领主”，意味着整个王国的结构是一个一个蜂巢，国王能命令贵族，但是不能直接统治老百姓。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统治——国王打破了贵族这个中间层，直接向国民征兵、征税，当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蜂巢结构的壁垒被消解了，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金字塔。

封建体制下贵族是权力的股东，而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是权力的经理人。显然，政治结构的中央集权化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

战争的密度和烈度在上升，这和国家建构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当战争还比较温和时，封建的政治结构还能支撑战争的展开，但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只有对国家进行“中央集权改造”才能打赢战争。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一：常备军建设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二：中央财税机制

战争逼迫所有参战国家建立扩大的、稳定的财政系统。专职的税收部门逐渐建立起来，取代那种诉诸中间人的包税制；主要针对土地贵族的税制逐渐扩展成针对全民征税；稳定的年度税收逐渐取代了一事一议式的特种税。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三：行政体系

16世纪开始的密集战争，催生了欧洲各国的常备军建设、财政国家建设、官僚体系建设。

学者指出，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之所以普遍偏弱，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非洲地广人稀，加上游牧经济，所以历史上没有密集的大规模战争，它的国家建构也因此缺乏动力。

不少学者指出，就脱离封建体制、建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态而言，中国是最早的“现代国家”，这种早熟的现代性，恰恰是因为中国更早地经历了战争的剧烈化。大家想想，战国为什么叫“战国”？不就是因为一天到晚在打仗吗？

简单来说，西方在16世纪左右开始“国家建构”的时候，他们的中央权力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网络中，除了王权，还有强大的教权、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贸阶层，以及势力更加强大的贵族权力，所有这些“其他势力”都像缰绳一样，约束了“国家建构”这匹马狂奔的速度。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开始这一进程时，没有那么多元的政治权力，也还没有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结果就是国家建构如同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统。

17.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文官制与国家

官僚系统是什么？就是政府的条条与块块——所谓条条，就是各级政府；所谓块块，就是政府各部门。条条与块块，就像经线和纬线，编成一个政治网络，附着在整个社会肌体之上。

细密”这个词，是对中国古代官僚制最好的概括。古代中国政府的超级动员能力、财政能力、维稳能力，就是从这个细密的官僚体制当中来。

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中国历来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野，政统就是皇帝的权力，而道统则由儒生来诠释，

总的来说，有气节、有原则的文官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文官集团能给皇帝带去的约束是软约束，是道德压力，是苦口婆心，至于皇帝听不听，那要看运气了。碰到唐太宗这样心胸宽广的，会传下君臣关系的佳话，碰到明成祖这样的，那就是自杀袭击了。而掌握枪杆子的武人集团、掌握钱袋子的财阀集团，他们对王权的约束则是硬约束，他们靠的不是苦口婆心，而是兵临城下，是釜底抽薪。所以，中国的皇权最后选中文官集团来施政，实行“学而优则仕”，而不是“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自有它的合理性。

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发明了文官制度，所以中国是最早的现代政治国家。

18.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1）

我们讨论了国家能力的两个来源——战争与文官制

其实，放在美国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下，这一点或许又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毕竟，美国这个国家的优势从来不是国家能力，而是个体创造性和社会活力，是乔布斯和马斯克，是爱迪生和迈克尔·杰克逊

从一开始，美国人建立的就是一个“反国家的国家”，它把中央集权视为洪水猛兽，处处对之进行提防。体现在国家结构上，就是所谓的“平行权力”结构，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彼此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直到今天，相当程度上仍然如此

19.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2）

衡量国家能力最重要的两个维度：一是财政，二是军事。

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改变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观”。

20.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我们这个课程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学要避免“优胜者偏见”，要把失败者也带入比较的视野，才能做出平衡的分析。在国家能力方面，阿富汗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案例。

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作“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一：多山地形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二：地缘位置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三：宗教极端主义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四：民族结构

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第四章 政治文化

经济发展也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因为经济发展了，资源丰富起来，权力不必高度垄断，民主也就有了物质基础。此外，政治精英的改革魄力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因为开明君主高屋建瓴，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决定顺势而为。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

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

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22.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这种政治激情对于民主稳固可以是致命的。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也因为很多时候，退出广场，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

23.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

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24.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1）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其实已经包含在标题里了，大意就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以前是左右之争，现在是文化之争。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七八个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印度、拉美等。

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价值排序的不同，或者价值权重的不同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

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

25.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2）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超越了国界的文化共同体。

观察过去25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会发现，各个文明圈内部，都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增强。

27.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发布于 2024-01-16 23:08・IP 属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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