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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知识分子的鸦片》—— 跳出左右阵营互搏的狂热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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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 李子昂

编辑 | 陈银儿

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

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

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雷蒙·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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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鸦片》

作者:【法】雷蒙·阿隆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6

ISBN:9787544727013

译者:吕一民 顾杭

雷蒙·阿隆(1905—1983),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著作达四十多本,论述主题从历史学、社会学、战争研究到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前景,十分广泛。同时,阿隆还是一位政治评论家,为《费加罗报》撰写政治评论达三十年之久。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于1955年,适逢二战结束、冷战伊始,法国经战后重建,经济快速增长,经历“光辉30年”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

在法国知识界的“左倾”浪潮中,秉持保守主义立场的阿隆成为异类。他质疑理想社会的“神话”,对宗教式狂热持否定态度,对知识分子所处的身份进行反思。

神话作为神话

法国是“左”“右”之辨的故乡,它们成为政治概念始于大革命时期:在当时的议会中,第三等级坐在左侧,第一、第二等级坐在右侧。

时至今日,在通常语境中,“左”代表革新、进步、反叛,而“右”意味着稳健、保守、秩序。事实上,它们的定义并不严谨,且会因时而变。并且,在法国知识界,左翼思潮向来享有毋庸置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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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巴士底狱

阿隆认为,革命已成为法国传统的一部分,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的遗产,打着革新旗号的左派知识分子实质上是恋旧的。

在50年代,他们坚信革命能“改变一切”,耽于宏大叙事,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难以冷静、客观地面对现实问题;热衷于选边站队、评判善恶,对资本剥削和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同时却对苏联内部的种种矛盾视而不见

当形式上的解放大于实际上的解放,当精神上的胜利大于物质上的胜利,当立场上的矛盾掩盖了问题本身,知识分子不但缺少反思,还为理论与实际的断裂作辩护

对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而言,政治理想有如宗教信仰,许诺带来平等、自由、解放和救赎,预言了完美的社会形态,成为20世纪的世俗神话。作为这些理念的信徒,他们不遗余力地输出观点,积极参与政治,效仿18、19世纪那些充满激情的革命家,希望在公众视野中取得一席之地。

历史作为历史

理解具有多重维度,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认识现实,而恰恰表明了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对历史的偶像崇拜使知识分子的观念僵化,认知也因而变得狭隘。

阿隆强调,即使历史具有周期变化的规律,在实践中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他批判一些知识分子笃信“法则”和“规律”的绝对正确,忽略人类认识的局限。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变得自负,试图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作出统一阐释,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臧否万物,使一切人、物、事都服从于它们自身的“本质”。

历史并不荒诞可笑,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掌握它的终极意义。

——雷蒙·阿隆

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呼唤革命,反抗规训成为一种时尚,存在主义在实践中狂飙突进。值得注意的是,“五月风暴”并未爆发于民不聊生、工人赤贫的时代,而是爆发于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社会之中。

左翼运动参与者,导演奥利维耶·阿赛亚斯日后坦言:“当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起源于英美的反文化运动——嬉皮士、摇滚乐、抽大麻、性解放等等。我也和同龄人一样,心中怀揣着革命理想,期盼着工人阶级的觉醒。殊不知我们心中所想和当时法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完全脱节的。

那时候的法国工人阶级青年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也想性自由,也想抽大麻,只有我们在一厢情愿地指望他们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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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中的青年

马克思曾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毋庸置疑,知识分子若欲成为崇信教条的“先知”,则难免落入庸俗的窠臼,并在现实中不断受挫。

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并不只满足于生活,他们还想思索自己的存在。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无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感觉到必须在出卖自己和孤独之间作出选择”

知识分子同样具有世俗的欲望,渴望获得社会关注,寻求社会承认,阿隆坦言,无论20世纪的法国、美国还是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处境,却身处殊途同归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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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

指望知识分子保持百分百的“人间清醒”难上加难。正如雷蒙·阿隆的巴黎高师校友们所做的那样,一代代法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参与各种运动,带着各种新奇的理论,如走马灯一般出现在校园、派对、酒馆和广场;积极如萨特,直接上场担当大学生们的精神领袖,跳入风暴中心。

在动荡而壮丽的20世纪,面对人海,置身事外是可鄙的。曾在启蒙运动中闪耀的独立、冷静、谨慎、客观,这些法兰西的宝贵财富,日益成为不受待见的品质,而阿隆试图将它们唤回。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左”与“右”的局限性,对文字游戏和激情辩论感到厌倦,他们的热忱可能无处寄托。阿隆对此倒是十分乐观:“一个并不期望奇迹般转变、革命和计划的人,并不就会对社会不公正听之任之。他……热爱人本身,参加了充满活力的团体,尊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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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不可避免地在20世纪上半叶获得了孤独。青年不理解他,学界不待见他,盖因他跳出法国左右阵营互搏的怪圈,对一切狂热无情开火——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弹者自然大把。

阿隆爱他的法兰西祖国,也记挂着这群上蹿下跳精力旺盛的知识分子(他们显然也是法国传统的一部分),可谓爱之深责之切。他说:“法国对那些唾弃它的知识分子颂扬有加。

我们尽可以不认同阿隆的立场,怀疑主义嘛,有何不可?但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泼下的这盆冷水,时至今日仍然提神醒脑,乃至于跨越了时空、民族和思想阵营的界限。最后,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共识:

知识分子最大的勇气,或许不是离经叛道,而是对自己足够诚实。

读书组 传说公关 2022年02月15日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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