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科学中的理论、方法和标准(2)

将科学拉下神坛

前面几派观点认为，科学是非常特殊的，它由于其可证实性/可否证性/范式/研究纲领而拥有远超出其他学科的无与伦比的优势。按照费耶阿本德的看法，既然科学没有一个固定的原则，“怎么都行”，那么它就没有超越其他学科的更合理的必然性，也就不能将科学迷信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神学化。因此，高度尊重科学是一种危险的教条，这种教条所起的作用与他所描绘的基督教在17世纪所起的作用是类似的，并且会使人想到伽利略与教会斗争等事例。

费耶阿本德进一步从反对“科学方法”到“平等主义”。他认为“高度尊重科学是一种危险的教条”，进而主张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标准等在社会文化中均无特殊地位。科学与神话、文学、艺术，乃至于与占星术、算卦、巫术的价值是相同的。人们应该对这些理论一视同仁，而不应赋予科学如此独特的地位。

在费耶阿本德之后，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也持有这种反对科学的主张。他们对给科学知识以特殊地位不予重视或者予以否认，其理由是，这会使对它的证明像任何其他社会工作一样，必然含有科学家或科学家群体的利益，例如财政收入、社会地位和专业利益等诸如此类的益处。

他们强调，科学之为科学，并非是根据独特的方法去追求真理，而是科学家像其他人一样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都在为了争取自己的课题、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名誉等等。科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产生的一个学科，与其他学科、其他行业没有区别。

对上述观点有一个批判，即它将科学研究本身与关于科学研究的社会学分析混淆了。也就是说它混淆了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和科学家、科学家团体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我们在此不进行深入的分析。

“无政府主义”知识论

“无政府主义”指的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公民应当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建立他所接受的政治组织，建立一个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将这种思想应用于科学领域，就形成了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论。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家（或者说社会上的每个人）应该有自由在科学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之间自由进行选择，而不要使科学家受到方法论的约束。成为科学家、厨师乃至占星学家、炼金术师，在本质上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自由社会中的科学》，阐释了他的观点。

费耶阿本德认为，这样的社会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根据他主张的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立场，他极力反对科学的制度化。比如，一个美国人当然可以选择其喜欢的宗教，这是政教分离的体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即使“政教分离”，也没有实现“政科分离”。老师们在课堂上不能随意传授基督教的神创论，但却可以自由传授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其实在扮演着宗教的角色，学生无法自由在学校选择学习科学还是占星术、巫术或是炼金术。这种制度无疑是对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的一个限制。

这种知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用费耶阿本德的两句名言来概括：

• 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 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

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对个人自由的理解，对这一思想的批判也将从这里入手。简单来说，费耶阿本德强调了“消极自由”，而严重忽视了“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意义是“我有不做哪些事的自由”，而积极自由的意义是“我有做哪些事的自由”。

这两种自由总是同时出现。实现消极自由必须要克服某些障碍，比如“恋爱自由”受到世俗观念的压迫，追求这一自由实际上是对这一障碍的打破与消除，即“我有不受到世俗对恋爱限制的自由”。同时，个人追求自己肯定的自由的时候，他总要考虑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达成无限制的自由。

从这一观点看来，费耶阿本德将科学视为最大的障碍，它所提倡的自由就是为了消除科学对人们的限制和压迫。他只强调了科学消极自由的一面。他只阐述了应当推翻科学的压迫，却没有说科学和其他学科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达成平等关系。

对于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回答，费耶阿本德只有一个回复：“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他只注重了“破”，没有注重“立”；只注重批判，没有注重建设；只注重否定，没有注重肯定。这是建立在他对自由的非常粗浅的理解之上的。当然，他的无政府主义科学观也给我们留下来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科学标准的变化

我们尝试从伽利略入手，反驳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没有科学标准的理论。

伽利略面对的是一种依赖感官的境遇，其中包括了把肉眼观察的事实当做“科学的一个标准”。为了引进望远镜观察的事实取代和否定用肉眼观察的事实，他必须勇敢地反抗这一标准。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已经导致了一种科学标准的变化。在伽利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评价的标准发生了变化：由相信肉眼的结果更加准确，到相信实验仪器的结果更准确。我们称旧的标准为亚里士多德派的标准，而新的标准为伽利略派的标准。

亚里士多德派的标准是：科学知识必须与人的日常感官知觉所取得的证据（例如直接用肉眼观察所获得的证据）相一致。

自然使一切都具有某种目的，人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理解自然。因此，如果自然塑造人及其器官的方式使得所有知识和科学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话，那么，这对自然来说是矛盾的。

——布洛克

而伽利略派的标准是：科学知识必须与仪器所获得的观察-实验证据相一致。

费耶阿本德认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伽利略没有为他的观点找出客观的、合理的理由，而仅仅是根据伽利略的聪明才智吸引了人们支持了他的观点。现在我们要说，这一标准的变化是有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的标准与理由。

为什么用望远镜获得的实验事实比用肉眼获得的观察事实更加可靠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伽利略提出了“光渗现象”。伽利略认为，在黑暗背景中的光源，看起来比实际上的尺寸要大，这是由于人的视错觉所导致的。利用望远镜可以消除这一现象。伽利略诉诸了光渗现象以使人们怀疑用肉眼对行星的观察结果，并且作为支持用望远镜观察的结果的理由。这并非是像费耶阿本德所说的那样，仅仅采用的宣传诡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通过相当直接的实践证明，伽利略就能说明，当观看地球上和天空中相对于其周围环境来说较为明亮的小光源时，肉眼会产生不一致的信息。而对于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有关金星和火星之规模的观察事实来说，最终证明它们具有准确性的，是这些观察事实与当时所有重要的天文学理论的预见完全一致。

伽利略在形成科学的共同趋向，亦即在以用仪器观察的事实取代用肉眼观察的事实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在此过程中突破和改变了“科学本身的标准”。这样的例子表明，在科学标准的变化过程中，确实有客观的标准与理由，这与费耶阿本德的理论是不同的。

从科学革命看科学方法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引发了科学方法的巨大变革，这也说明了，没有脱离历史的科学方法与标准。从这一观点来看，费耶阿本德（包括波普尔等人）不管历史发展的做法有些过于极端了。

对科学进步做出客观的说明，我们并不需要一种普遍的、非历史的科学方法观，而且，对科学方法如何会变的更好做出客观的说明是可能的。

——查尔默斯

Alexabdre Koyre认为，亚里士多德式的“封闭世界”被伽利略式的“无限宇宙”所取代，以及“空间的几何化”。即：将一个有限的、有序的整体，其中空间结构体现着完美的与价值之等级的世界概念，代之以一个不确定的或无限的宇宙概念，这个宇宙不再由天然的从属关系联结，而仅仅由绮基本部分和定律的同一性联结。也就是说，将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概念——世界内面被分化了的一系列处所，代之以欧几里得的空间概念——一个本质上无限均匀且广延，他而今被等同于世界的实际空间。

Westfall认为：两个主题统治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几何关系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而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界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藏着的机制。

在这场革命中，数学秩序（空间的几何化）与因果机制（机械论哲学）合二为一，催生了以数学-实验式研究为核心的一系列现代科学方法。

思考

• 费耶阿本德反对科学方法的理由是什么？他是如何看待伽利略一望远镜观察取代肉眼观察的历史事实的？
• 费耶阿本德所谓“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 从科学史看，为什么伽利略认为望远镜获得的观察事实比肉眼获得的观察事实更加可靠？
• 比较亚里士多德派和伽利略派的“科学标准”。
• 17世纪科学革命标志性的转变是什么？这些转变导致了什么样的科学方法？
• 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标准是否具有特殊性？是像费耶阿本德所说的那样，科学与其他学科的方法没有区别吗？

编辑于 2020-08-22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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